康熙九年 (1670 年)，賜履被擢升為國史院學士。內閣制恢復，設翰林院，他為掌院學士。賜履更任經筵講官，日進講弘德殿，康熙帝虛心聆聽。十四年 (1675 年)，賜履因「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武英殿大學士。次年 (1676 年) 因內閣票擬嚼簽案革職罷官，寓居江寧 (今南京)。
早在康熙六年 (1667 年)，熊賜履已完成生平第一部理學著作《閑道錄》。居江寧期間，他潛心研究理學，先後撰《學統》、《下學堂札記》等。
《學統・凡例》：
孔子道全德備，為斯道正統之主。若顏曾思孟周程朱八子，皆躬行心得，實接真傳，乃孔門之大宗子也，故並列正統焉......百家之支，二氏之謬，或明畔吾道顯與為敵，或陰亂吾實陽竊其名，皆斯道之亂臣賊子也，必為之正其辜，使不得亂吾統焉，故揭之曰雜統。明不純也。如荀卿、揚雄及象山、姚江之類是也。
此開宗明義以陸王心學為儒門之歧出，以程朱理學為宗。
《閑道錄》：
程朱之學，孔孟之學是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學孔孟而不宗程朱，猶欲其出而不由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這條更加明顯，直接把程朱之學等同孔孟之學。
孔孟以善為性，善者理也，仁義禮智是也。程子以孔孟之性為性，朱子以程子之性為性。佛氏以覺為性，覺者氣也，精魂靈明是也。象山以佛氏之性為性，陽明以象山之性為性。
性即理，批評佛家以知覺為性，象山、陽明近禪，跟朱子口吻無分別。
朱子恐人分心與理為二，而渾而一之。陽明反謂其二之。陽明欲合心與理為一，而實歧而二之。學者反謂其一之。抑未取朱王之書而細讀之也。
另《下學堂札記》卷三：
陽明之於聖學，只是胡說亂道而已。
此貶抑陽明心學。
總之，賜履只是跟著朱子腳跟轉，無理論創建之成就，一味尊朱抑王。
康熙二十七年 (1688 年)，熊賜履為禮部尚書，未幾因母親去世，回江寧守喪。二十九年 (1690 年) 再被授予禮部尚書之職，仍直經筵。三十八年 (1699 年) 授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預修聖訓、實錄、方略、明史，並擔任總裁官。四十二年
(1703 年) 辭官，四十八年
(1709 年) 病逝。
李光地，字晉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 (1670 年) 中進士。「三藩之亂」時，他曾拒絕鄭經、耿精忠誘降，後來協助清兵大破耿軍，獲康熙帝讚許。十九年 (1680 年) 至京師，授內閣學士。入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舉薦「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的內大臣施琅平台灣，康熙帝採用其建議，明鄭政權被消滅。
三十三年 (1694 年) 督順天學政，三十七年 (1698 年) 任直隸巡撫。四十四年 (1705 年) 拜文淵閣大學士。康熙帝好理學，御纂《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等，皆命李光地校理，日召入殿研討斟酌。五十七年 (1718 年)，李光地病逝。
和熊賜履一心尊朱不同，李光地兼取陸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光地之學，源於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變通，故不拘墟於門戶之見。其詁經兼取漢唐之說，其講學亦酌采陸王之義，而於其是非得失，毫釐千里之介，則辨之甚明，往往一語而決疑似。
《康熙起居注》：
許三禮、湯斌、李光地俱言王守仁道學，熊賜履惟宗朱熹，伊等學問不同。
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對以熊、李二人為首所主張的「官方朱學」，有下列一段評價，頗為精辟：
官方朱學的理論造詣不高，又深陷門戶陋見，徒以尊朱闢王為趨時附和之舉。以學術發展的角度言，這不能不說是扼殺了朱子學活潑的生命力......淸初政權以朱學為官學，常特舉立身朝廷言程朱者為楷模以示天下，其實在無形中巳造成反感......因此，朝廷尊崇朱學似乎反而弔詭地加促了時代反朱學甚至整個宋明儒學的潮流......儘管我們可以批評官方朱學已失朱學之真，徒具虛名。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現實的層面上，官方朱學無疑成了宋明儒學可以據守的最後的壁壘。近人的硏究也指出，不能僅從借理學以懷柔漢人來理解康熙的尊朱。由康熙不間斷地舉行經筵以及在御制文章中認眞討論朱學可窺見他確是對朱子的思想頗有契會。李紱上書盛讚康熙得接宋明儒道統縱不免有奉承之嫌，然康熙欣然受落即恐怕真是有以自許。後來雍正亦顯然意圖繼承康熙這一志願，否則曾靜反淸案發，雍正又何須以一國之君的身份與待決的反賊曾靜辯論，最後甚至免去曾靜的死罪並頒下一部曾靜的悔過書《大義覺迷錄》。此蓋有意示天下以理服人之故也。不過曾靜假朱子學者呂晩村的思想反淸畢竟使雍正對朱子學感到意興闡珊，其後遂不復有尊朱之舉。到了乾隆就更是無意做儒家的聖王，這從他繼位後立即一反其父的處置；凌遲曾靜，禁毀《大義覺迷錄》可資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