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蜀相諸葛亮言：「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東吳將領甘寧亦言：「荊州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蓋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東西之強弱系焉。此有識者所必爭也。」
荊州地處長江上游，順流而下，即可危及江左政權。元兵南下，呂文煥一投降，襄陽 (屬荊州管轄範圍) 失陷，宋軍抵抗力急劇下降，元兵奪臨安 (今杭州) 竟如入無人之境。由此可見荊州是保護江左政權的關鍵，荊州得失繫乎江左政權能否保持。孫權對無法得到荊州，感到猶如芒刺在背，並非無道理。
可是，荊州向南能保江左政權安全，向北卻有助北伐中原的進行。諸葛亮《隆中對》：「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可見荊州是西南政權向北征討一重要支撐點。
益州雖可視為另一支撐點，但由益州北上關中，須經蜀道，唐朝詩人李白《蜀道難》曾描寫蜀道之險要難行：「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枯鬆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益州僅可為北伐提供足夠糧食兵器 (轄地為四川盆地和漢中盆地，有「天府之國」的稱譽)，卻在地理上不利北伐。要北伐，不可不借荊州做跳板，一失荊州，等於重返中原之夢碎矣 (諸葛亮北伐失敗一要因)！
西晉末年，胡人南侵，司馬氏偏安江左，荊州成為抵擋胡人南下的前線。
東晉元帝以王敦坐鎮荊州，王敦為丞相王導 (出身琅琊王氏) 的堂兄。元帝對王導的信任，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為保東晉政權穩定，王敦獲給予重兵。王敦不久起兵叛亂，旋即攻破石頭城 (建康西邊的軍事要塞），荊州的地理優勢幫助他很大。
蘇峻作亂，朝廷能夠順利平定，和陶侃發兵勤王有密切關係。陶侃的地盤即為荊州。
荊州有利向北展開軍事行動，故庾翼、桓溫皆力主北伐。
後世有謂桓溫借北伐累積聲望，方便篡位，試觀他對王猛說什麼：「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
「仗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怎會是為了一己之私？王猛亦答得妙：「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桓溫不久因乏糧被逼退兵，王猛一眼看穿東晉朝廷無心支持北伐。
東晉朝廷需要顧及北方世家大族、南方士族的既得利益，處處對北伐牽制。從荊州北進無望，滿腔鬱結，遂向南劍指建康，致使內亂頻仍。「淝水之戰」晉室上下一心，全賴荊州刺史由性格隨和的桓沖 (桓溫之弟) 出任。到了桓玄，終於犯上作亂，改國號楚。
「北府兵」鎮壓來自荊州的叛亂功勞顯著，劉裕便是憑藉「北府兵」將領身份篡晉自立。
往後的日子，西魏于謹、楊忠等率兵攻破江陵，控制荊州，自此陳朝喪失長江天險。隋文帝輕易平陳，荊州再一次發揮作用。
[主要參考資料]
1.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2. 房玄齡等，《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