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會組織了一支工人糾察隊，負責維持秩序之餘，禁止任何國家的船隻進入廣東，並抵制一切洋貨，藉此對香港實行經濟封鎖，打擊其轉口港地位。香港淪為「死港」、「臭港」，廣東商人亦遭受牽累。委員會後來改變策略，規定「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來廣州」。廣東商人不滿呼聲大減，香港及英國受重挫。
航運、貿易首當其衝，許多洋行商戶破產。金融業也難逃厄運，各銀行存款斷絕，提款猛增，引發擠提。股票價格暴跌，屋租與地價大幅滑落。港府財政赤字超過 500 萬以上，被迫向倫敦借 300 英鎊應急。
港督司徒拔擺出一副強硬姿態，先頒佈緊急戒嚴令，再出動大批軍警和裝甲車上街巡邏，搜捕罷工領袖。港府同時限制居民出境，且揚言恢復笞刑對付煽動罷工者。中文報紙、郵件、電報，一律須經審查，不准刊登罷工消息。「一場俄國人煽動和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不是一場排外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乃司徒拔對罷工的總定調，他因而主張列強應實行武裝干涉，合力推翻支持罷工的廣州紅色政權 (即「聯俄容共」下的廣州國民政府)。
司徒拔與西南軍閥唐繼堯、粵系軍閥陳炯明、直系軍閥吳佩孚的特使舉行秘密會談，商討傾覆廣州政府的可行性。奈何倫敦不贊成，覺得「對華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極不現實」(保守主義政治作風使然)，堅持靜觀中立的方針，司徒拔意興闌珊，10 月更被調離香港，由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 接任港督 (司徒拔絕對是港督敢於頂撞中央一好例子)。
和司徒拔截然不同，金文泰 (畢業於牛津大學，懂粵語和普通話，喜好中國傳統文化，是一位中國通) 處事作風較溫和，希望透過談判方式結束罷工。
11 月 12 日，金文泰於港大演講裡向廣東發出訊息，表示願意談判。他又致函廣州政府主席汪精衛和廣州市長伍朝樞，申明立場。20 至 25 日，廣州商界代表團訪問香港，港府隆重接待，並趁機宣佈遮打、周壽臣、羅旭龢等人將赴廣州磋商，解決罷工問題。
廣州方面，罷工形勢起了變化。「五卅慘案」激起的民族情緒早已不再，只剩下沉重財政負擔 (以維持罷工工人日常生活)。故此，對於港府釋出善意，廣州政府基本上歡迎，12 月 23 日，財政部長宋子文來港，談判展開。
談判過程中，宋子文要求港府做到 (1) 賠償罷工工人在罷工期間的損失；(2) 重新安排罷工工人的工作，為港府以 (a) 賠償無異於敲詐；(b) 11 名罷工工人的工作已被人代替拒絕。雙方最後同意，如果香港商人 (為盡快結束罷工) 自願出資賠償罷工工人的經濟損失，港府將不予阻攔，廣州政府亦會配合協助工人早日復工。
共識總算初步達成。豈知 1926 年 1 月，國民黨右派 (蔣介石及西山會議派為骨幹，揭櫫「反共」大旗) 勢力迅速擴張，親共的廖仲愷卻遇刺身亡 (1925 年 8 月)。金文泰預計廣州即將變天，13 日召開會議進行專門研究，與會者一致認為，廣州政府很快會分裂，「省港罷工委員會」將被解散。25 日，港府毅然中止有關解決罷工的談判。
3 月，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迫其繳械，間接替港府造就有利條件。「香港政府對於罷工期內工金及不能復業損失的賠償，均不給予」，金文泰明顯已關上談判大門。
廣州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 6 月 5 日致函金文泰，提出重啟談判，可惜港府對此完全沒有興趣。
北伐戰爭開始，為免去後顧之憂，國民政府 9 月主動解除對香港的封鎖。10 月 10 日，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對一般進口貨和奢侈品分別加徵 2.5% 與 5% 附加稅，以作為對罷工工人的損失賠償。隨著公告發表、工人恢復工作，「省港大罷工」正式結束，歷時十六個月。
香港與廣州關係始終緊張，直至蔣介石 1927 年用鐵腕手段清黨、整肅共黨分子，金文泰才決心與之友好。
余杰新書引錄金文泰一句話：「離開使得我們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事情……我寧願快樂地留在這裡，不想去其他地方。」金督的愛港情懷，可見一斑。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4. 余杰，《1927：民國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