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出版的《蘇俄在中國》，記錄了很多有關「聯俄容共」的資料。
蔣介石談到他 1923 年赴俄考察的觀感。他發現：
(1) 共產國際對國民革命的實際情形及工作無真切認識，且強分階級、講求鬥爭、對付友人的策略比對付敵人的多等，俱不適用於中國；
(2) 蘇共嚴厲鎮壓反對聲音 (彼得格勒的海軍學校和艦隊，因曾發動革命反對蘇共專制獨裁，以及戰時共產主義的殘暴措施，遭受嚴打)；
(3) 社會 / 蘇共內部正進行著公開 / 非公開的鬥爭，與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根本不能兼容；
(4) 蘇俄黨政負責者絕對沒有放棄侵略外蒙古的野心；
(5) 對孫中山表示敬重及對國民革命表示誠意合作的，僅以托洛斯基為首要的國際派，史太林所領導的國內組織派不包括在內；
(6) 共黨擅長施展分化、隔離、製造鬥爭等手段
(張太雷施展分化工作，杷沈定一誘到他一邊，與其餘眾人對立起來，致使訪俄代表團各種計劃、考察工作、對俄交涉、意見和主張皆不能一致，令共黨有借口抵銷代表團對蘇俄真相考察所得的報告書)。
基於全新認識，蔣不復相信蘇共對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之至誠，是絕無私心惡意，斷定「『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
奈何孫中山態度仍然樂觀，深信：
(a) 只有使共黨分子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受國民黨統一指揮，才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妨礙國民革命進行；
(b) 北伐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如期實行。那時候，縱使共黨想破壞國民革命，也勢所不能；
(c) 蘇俄已表態承認國民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併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服從領導。其亦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共產主義的可能。
蔣不同意孫，一度不願出任黃埔軍校校長，離粵歸鄉
(浙江奉化)。直至孫重責其作為革命黨員，應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且派戴季陶同志前來相邀，蔣才重返廣州，接受黃埔軍校校長的任命。
「聯俄容共」展開後，李大釗在「申明書」裡留有一手：「我所希望於先輩諸同志者，本黨既許我們參加，即不必對於我們發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認我們加入本黨為不合，則盡可詳細磋商。苟有利於本黨，則我們之為發展本黨而來者，亦不難為發展本黨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
共黨分子進而控制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織部 (廖仲愷以為譚平山可靠，豈知譚竟用馬克思主義者楊匏安為秘書)、工人部
(廖仲愷任部長，因兼職太多，部務交秘書馮菊坡辦理。馮屬共黨，各地工會和總工會遂被共黨分子操縱)、農民部
(林祖涵任部長，推薦共黨分子彭湃為秘書。所設農民講習所，由共黨分子包辦，錄取的學生，都是共黨及其外圍分子。各地農民協會和「農團軍」亦為共黨操縱)。
且用唯物論和階級鬥爭思想曲解「三民主義」，稱之為「革命的思想」，指「三民主義」的正確解釋為「不革命」或「反革命」。同時逼走宣傳部長戴季陶、青年部長鄒魯。
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根據共黨陰謀文件，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譴責跨黨分子的彈劾案，孫中山為「聯俄容共」劃一底線：「如果中共分子借本黨的名義來推行其共產主義，從事階級鬥爭，來破壞國民革命，本黨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陳獨秀想要破壞本黨的組織，本黨也不難加以制裁，而棄絕他於國民革命陣營之外。」竊謂此乃「聯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所在。
可惜孫中山早死，汪精衛甘心為蘇共所利用，逼走胡漢民。北伐在即，俄國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極力宣傳北伐必敗之謬論。廣州市面散播反對北伐、攻擊蔣介石為新軍閥的傳單。中山艦事變，背後更涉及共黨有心剷除蔣的大陰謀
(強迫蔣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
終於，蔣 1927 年 4 月 12
日毅然下令清黨。托洛斯基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以組織蘇維埃，被史太林反對。史太林堅持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將武漢政權從「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轉變成「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寧漢由是分裂
(我們可說，寧漢分裂源自托洛斯基跟史太林的權力鬥爭。史太林未幾下達「五月指示」。汪精衛輾轉知悉蘇共狼子野心，決定「分共」，寧漢復合。史太林被迫採取托洛斯基原來主張，策動中共進行城市暴動)。
孫中山「聯俄容共」果真思慮周密？蔣介石果真過份憂慮？中共果真不是蘇共傀儡、繼承孫中山「三民主義」？經過這麼多年，歷史已經給予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