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最犀利的見解是：中國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的民族性使然 (此和鍾祖康看法相近)。他說：
「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
基於對中國人劣根性的深刻體認，劉覺得香港有今日的成就，全賴百多年英國殖民管治。他悲觀的道：
「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對於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劉老實不客氣下斷言：
「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統一中國、君臨天下之時，孫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許諾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政』，而極有可能是又一代極權君主，如同毛澤東在奪權時高喊『反獨裁、爭民主』的口號，而掌權之後就變成了『歷代都行秦政事』的獨裁帝王。」
他又指出：
「(孫中山) 留給後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遺產，首先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也就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其次是『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黨國體制』，也就是政治獨裁。」(和余杰《1927：民國之死》論調相同)
「在中國報業史和新聞思想史上，孫中山之前的啟蒙者們，大都把報紙看作『民口』，即民眾訴求和社會輿論的代言人。但孫中山卻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僅最熱衷於辦『黨報』，而且用鼓吹『黨口』代替了『民口』。」
「在中國的政黨史上，孫中山首創黨魁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的傳統。」
日本作家橫山宏章稱孫中山為「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劉觀點相契。
劉表示，中國人「想做奴隸而不得」(魯迅語)，和教育制度僵化欠靈活有關。
另外，針對日本篡改抗戰歷史，他建議「中共政權首先要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歷史......使西方世界沒有在道義上姑息日本而孤立中國的理由」。
中共令劉身陷囹圄，無法與妻子相見，他卻沒有絲毫仇恨，說：
「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畢生愛中國，希望這片土地文化更多元，制度更民主，鞭撻民族劣根性和極權獨裁，正面肯定殖民促進現代化，嘗試用大愛感化中共自我反省......激進？未必稱得上，但作為溫和的自由主義愛國分子，劉曉波綽綽有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