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後，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重申「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並強調「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的基本立場。
蔣之所以採取這樣一種保守立場，和「當時日本已是一個能製造飛機、大砲、戰車與航空母艦的軍事強國，中國除了能生產一些步槍、迫擊砲與手榴彈外，飛機、火砲、車輛都是靠外購或外援，與日軍戰力呈現『幾何差距』的對比」(參考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
有關。加上「一些地方軍閥也不聽中央指揮，中共在江西武裝鬥爭」(前引書)，國家現代化建設進行得如火如荼，主動開戰實屬不智。
奈何「樹欲靜而風不息」，日本誇下海口「三月亡華」，卒之迫使蔣採取「持久消耗戰略」：「利用中國眾多的人力和廣大的土地......一方面不斷的消耗敵人；一方面擴散戰場，分化敵人的優勢，同時積極的培養戰力，捕捉反攻機會的到來。」(胡璞玉《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
上海戰場因此開闢，「淞滬會戰」爆發。
關於「淞滬會戰」慘烈戰況，《李宗仁回憶錄》有詳細描述：「當時我軍參戰約五十餘師，戰鬥兵員在六十萬左右，約全國兵力的百分之六十。當時淞滬戰場離蘇嘉鐵路第一道國防線尚有百餘華里。投入戰場人數既多，然而上海是十里洋場，四面平曠，無險可守，日軍陸海空三軍的火力可盡量發揮，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敵方砲火之猛，猛到我砲兵白日無法發砲，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只是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來的歷史上，鮮有前例......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
馮玉祥表示：「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個小時死了三分之二，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李異鳴《中國歷史的驚鴻一瞥
- 非常事》)「血肉長城」、「人海戰術」乃確實發生，絕非杜撰。
蔣介石把手中受過德國顧問訓練的最精良部隊全數送上前線。隨著戰事膠著，他持續增派士兵與軍艦支援。總計國府在這場戰爭共損失精銳部隊三分之二以上，蔣實力大為削弱。
《李宗仁回憶錄》說：「委員長 (案：指蔣介石)
精神飽滿，且不時做豪語，一再向我說：『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當時我心中殊不以此言為然，為最高統帥的，斷不可意氣用事......無奈蔣先生個性倔強，不聽我的建議。那時的作戰計劃，全以他一人的意志為依歸，旁人簡直沒有置喙的餘地。」
意氣用事，剛愎自用，應該是「淞滬會戰」傷亡慘重之主因。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蔣介石做法多少情有可原。誠如許倬雲所講：「中國人九死一生，幾乎亡國，而不肯投降，只為了打出一個『國格』」智慮不足，仁義有餘，是蔣的局限。
會戰後期，軍隊撤退全無章法，潰敗收場。國府多年建軍努力，一朝付諸東流。最大得益者，自然要數中共。毛澤東後來「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稱「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是非常有道理的
(今天習近平褒揚中共抗戰功勳，倒欠了些誠實、坦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