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自救，事非得已

689 日前呼籲年青人應該多讀抗戰歷史，以了解香港與中國背負著共同的命運。在這位恬不知恥的地下黨員心目中，香港的抗戰歷史彷彿只剩下「東江縱隊」打游擊與收集情報，卻不見英聯邦守軍苦戰於黃泥涌峽、羅遜准將因寡不敵眾而英勇陣亡、奧斯本縱身覆蓋日軍投擲的手榴彈以保護同僚......689 此番說辭實際上與陳佐洱、饒戈平之流的「啟蒙」、「補腦」論一脈相承，目的只有一個：為香港的下一代洗腦！

港共政府汲汲於扼殺莘莘學子的思想自由，固然值得譴責。可是，另一邊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未有為津貼學校及幼稚園免費安裝濾水器，任由學童的身體健康飽受鉛水威脅，此更令人痛心疾首。教育向來是一門體現「人本主義」(humanism) 精神的志業。所謂「人本主義」，一言以蔽之，即是凡事皆以人為首要考慮對象，而不是以金錢、名譽等。不幸的是，吳克儉果然人如其名，節儉得跡近守財奴。當教育淪為只計較金錢上的得失，師生健康反而成為次要考慮，這其實標誌著香港教育行業的墮落，只可惜大部份香港人對此仍然懵然不知！

在上者媚共賣港，摧毀教育，在野的民主黨亦不遑多讓，與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進行秘密飯局，另有所圖。儘管主席劉慧卿矢口否認是次會面為「密室談判」，港人的怨憤、不滿，難道中共在「雨傘革命」中還看不清楚？非要民主黨仔細覆述一次不可？前《學苑》副總編輯陳雅明說得好：

共產黨一貫的鬥爭策略就是「統一戰線」，「團結次要敵人打倒主要敵人」。民主黨是比自由黨更維穩的政黨，不過，雨傘後，可以預知下年立法會選舉民主黨必定大敗，本土派冒起。

北京不願見到本土派冒起，所以南下團結民主黨，傾好數，下年過票比民主黨，令民主黨保住原有的議席，令幾十年的維穩格局得以繼續維持。

民主黨是中共的好同志。(＜中共的劇情安排＞，28-08-2015 面書留言)

劉慧卿、羅健熙、尹兆堅等人著意於與馮巍會面，恐怕這才是真正的原因。

當香港政府變得不再為我們設想，只知「北望神州」、「洗腦贏心」，我們所信賴的政治代理人又變得唯利是圖，醜態百出時，重溫彭督於 1997 年發表的一段講話，份外教人心酸。彭督說：

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

作為香港人的我們，面對當下如斯困境，除了堅持「自己香港自己救」外，實在別無選擇！

華人抬頭

麥當奴上任後，華人勢力日益壯大，此乃香港歷史發展一大轉變。

以下我們嘗試簡單介紹：

(1) 香港最早的華人民間組織；

(2) 麥當奴任內華人成立的社區團體；

(3) 華人社團組成與英國採取「間接統治」的關係。

上環文武廟的創立

位於上環荷李活道的文武廟，是香港最早的華人民間組織，於 1847 年由盧亞貴和譚亞財創立。

文武廟主要供奉文昌帝君和關武帝君。表面看來，文武廟是一所舉行宗教祭祀的廟宇，實則它還發揮著另一重要的社會功能：仲裁華人社群的糾紛 (由顯赫的商人負責仲裁)。

隨著時日的推移，文武廟逐漸被華人視作主要的公共事務中心，儼如一非正式的自治政府。華人亦慢慢透過成立小型的街坊會，發展出一套管理自身事務的機制，這對香港政府維持有效管治無疑帶來莫大的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文武廟是唯一一個獲港府批准採用「斬雞頭，燒黃紙」(中國人宣誓的傳統儀式) 進行宣誓的地方。這正好反映英國人對本地華人文化的尊重 (此和英國社會文化多元有關)。

成立更練、南北行公所

麥當奴就任港督期間，警隊內部出現嚴重的貪污腐化，罪案不時在社會發生，危及華人的性命與財產安全。有見及此，譚亞才、何亞錫 (二人俱為街坊公所領袖) 於 1866 年初要求麥當奴准許成立一隊更練，專門負責保護他們的財產，並且協助維持社會的治安。更練由華人出資成立，致力打擊罪案。未幾，外商亦爭取需要華人守衛，由此可見更練的成功。

南北行 (從事轉口貿易的華人商行) 公所則於 1868 年成立。公所除了管理同業公會的活動，提供銀行和保險服務外，還兼設維持社區治安的更練所和防火的水車館，既為街坊鄰里服務，又保障公司財產的安全。

華人社團得以組成，全賴英國採取「間接統治」

鄺健銘指出，大英帝國從 1815 年起，便因資源不足，一直盡量以最低成本的方法在世界各地尋求利益。英人於是從一開始便拒絕「直接統治」，而偏向採取「間接統治」，即透過地方上的社群組織協助管治，以節省成本。

香港作為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港府自然希望用盡量省錢的方式管理這片土地。華人的生活苦況因而不被過問，他們需要自求多福，依靠自己的個人網絡，培育代表他們利益的領袖。適逢本地 / 廣州南來的華商擁有顯赫的名聲及大量的財富，他們於是被要求擔當組織、聚合華人社群的工作，成為本地華人社會的領袖。華人社團亦由此得以產生。

結語

透過自發組織社區團體，華人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對港府而言，這亦是一件好事，因其可繼續用最低的成本維持最有效的管治。

百多年過去，今天的香港，主權已移交至中共手中。面對港共傀儡政府不斷施以劣質管治，方志恆等一眾學者最近提出了一種「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ered）的反國家主義的「民間自治」主張，以此作為「革新保港」的出路。「華人抬頭」一段往事原來並不如煙，至今仍可作為港人抗爭的濫觴，這剛好證明當下研讀香港史是有其價值和意義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3. 方志恆主編，《香港革新論》。

重提歷史，別有用心

電影《開羅宣言》的宣傳海報甫出街，旋即成為網上熱話。網民紛紛指責中共卑鄙無恥，篡改歷史事實。然而，中共建政至今，何嘗有一分半秒客觀、如實地對待歷史？對中共來說，重提歷史更多是一種手段，以收取某種政治效果，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文革時高度讚揚秦始皇如是，今天反覆強調日本侵華亦如是。

熟悉中國國情的朋友都知道，2013 年中共曾為紀念毛澤東誕辰 120 週年，舉辦過一系列大型座談會及慶祝活動。其間中央電視台更一度播出電視劇《毛澤東》，歌頌毛澤東的「偉大」貢獻。習近平對外發言有「(毛澤東) 的功績是第一位，錯誤是第二位」、「不要以鄧小平時代否定毛澤東時代」等語句，這些都是要為正面評價毛澤東鋪路。據此，再看《開羅宣言》的海報上驚現毛澤東頭像，就不難理解了，這本來是習近平一貫的立場，用意據說是要迴避毛澤東當年瘋狂迫害習仲勳的問題，並藉以展示自身的寬宏大量。

加上國民黨逐漸有「投共」的傾向，蔣介石的功勞被縮小，毛澤東的功勞被放大，是天公地道吧。蔣介石在海報中淪為「靠邊站」的配角，正好向外界宣示：中共對日後全面統一台灣充滿信心。

《開羅宣言》的海報設計只是中共玩弄歷史以遂一己之私的冰山一角。港共政府特意設立「抗日戰爭七十週年紀念日」，卻不去派人尋訪曾經參與「香港保衛戰」的華籍英兵，何嘗不是另一個玩弄歷史以獻媚的具體例子？

歷史應該被尊重，不應被歪曲和利用。中共不諳此理，反而譴責日本未能正視過去歷史，此是非常荒謬的！而觀乎中共於抗戰紀念日舉行大閱兵，GDP 保 7 有難度，爆炸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中共反覆重提與日本之間的種種舊怨，背後看來別有用心，值得大家深思。

天津爆炸，中共頹敗

「天津大爆炸」發生至今已有一個星期。坊間不斷流傳是次爆炸和習、江兩派權鬥有關。觀乎習近平一反常態地未有公開慰問死傷者、李克強對爆炸起因的顧左右而言他、日本消防員「除非是大型彈藥庫，否則爆炸不應該如此巨大」的質疑、北京學者章立凡在＜天津炸出體制弊端＞一文中的論斷，上述傳聞未嘗沒有根據，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

權鬥在中國歷史上可謂司空見慣。由戰國末期秦始皇、呂不韋不和，歷經唐代武則天全面打倒長孫無忌及其所代表的關隴集團，至清初康熙智擒鰲拜......幾乎數之不盡。不過，因權鬥而造成大爆炸，繼而導致大量人命傷亡，這卻是史無前例，惟中共做得到，且做得出。

尤其令人扼腕的是，李克強回應記者的提問，只知關注已死的編制外的消防員能否得到撫恤和榮譽，卻隻字未有提及如何善後、令天津市民重過正常生活。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篇》)，中共現在卻重視已死者多於在生者，這根本是本末倒置，有違儒門庭訓。難為他們還有面目在世界各地興建「孔子學院」，推廣中華文化，實在可恥至極！

天津爆炸當日，東莞同時出現地陷，陝西則有嚴重泥石流，這與古代的亡國徵兆並無二致。漢代儒者董仲舒曾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漢書•董仲舒傳》)。倘若中共繼續一意孤行，權鬥不斷，視人民的性命如草芥，並一昧禁止新聞記者進行採訪拍攝，封鎖消息，自欺欺人，敗亡之期只怕近在咫尺。

開放賭禁

香港開埠初期，賭博風氣嚴重，賭館屢禁不絕。有見及此，立法局議員域陶 (Whittall) 於 1867 年 5 月 22 日 (麥當奴就任港督第二年) 就「抑制賭風」一事提出建議，主張開放賭禁，「寓禁於徵」，准許透過納稅的方式，合法領取牌照開賭。麥當奴當時考慮到：

(1) 華人普遍喜歡聚賭；

(2) 香港警隊人手不足，且易於收受賄賂，禁賭不力。

決定接受域陶的建議。

劉蜀永有以下一段記載：

新任港督麥當奴認為只要有效地管理賭場，便能切斷警察索賄之源。為此，他專程訪問澳門，並決定仿效澳門，對賭場逐步加以「限制與管理」，最終達到「禁絕」的目的。具體辦法是實行牌照制，「寓禁於徵」......

按照此一講法，麥當奴之所以接受域陶的建議，並非出於一時興起，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又開放賭禁亦非旨在「殘民以自肥」，而是希望藉著對賭館的加強監管，減少賭館的數目，並且避免警察再有機會受賄。

6 月 17 日，立法局通過《維持社會秩序及風化條例》，其中第 18 條提到 (參考張連興的轉述)：

本港地方賭博盛行，現行的禁賭條例，未能收到肅清之效。為了取締和逐步禁絕賭博，特授權總督隨時制立規則厲行禁絕，或採用有效方法加以限制及管理，務求達到肅清賭博的目的。

所謂「有效方法」，即是開放賭禁，又名「賭博合法化」。劉蜀永進一步交代箇中細節如下：

1867 年 6 月，立法局在當年第 9 號法例中作了相應的規定。經殖民地部批准後，立法局即以澳門現行辦法為藍本，制訂《賭博規例》規定：經港督批准，賭館可持牌照營業，牌照由警察司逐月發放，賭餉逐月預繳；香港限設賭館 15 處 (按：次年 9 月決定增設九龍一處)，莊家抽水不超過 7%。

7 月 1 日，港府正式安排總登記官、警察司負責招商承投賭餉的事宜。每一賭商開賭前，必須填妥申請書，列明賭館所在地點、賭館街道門牌、願納賭餉數目。每家賭館每年需繳納牌照費 1 萬元。賭館牌照則由警察司逐月發放。直至 9 月 15 日為止，維多利亞城共有 12 間賭館 (稱為「防務館」) 成功領取牌照，公開營業 (主要分佈在皇后大道中、上環水坑口、皇后大道西、荷李活道、西街、西營盤、灣仔等地)。

麥當奴「大開賭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庫房的收入 (據統計，1869 年 12 月，賭稅收入高達 27.7 萬元)，令警察的福利、待遇及裝備有所改善 (即「改善警政，加強警力」)。

可是，另一邊廂，麥當奴的做法卻招致各界批評。

聖公會牧師查理士‧華倫 (Charles Warren) 認為，開放賭禁將會破壞社會秩序及有傷風化 (有華人訴說販賣兒童案件的數目大增)，與社會多位知名人士 (包括當時主持《中外新報》的伍廷芳) 於 7 月 24 日聯署上書以示反對。12 月，英國殖民地部大臣白金漢 (又名北擎咸) 公爵 (Duke of Buckingham) 甚至指出：

麥當奴的目的不是取締賭博而是從中獲取大量財政收入......這項政策是英國的羞恥。

儘管麥當奴反覆強調「賭博合法化」政策「既可有效管制賭博，又可防止警員收受賄款，且能增加政府收入，用作建設香港」，批評、指責的聲音始終不絕。

尤有進者，「大開賭禁」逐漸為香港的商業發展帶來嚴重損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 不少到香港購買洋貨的內地商人，在賭館內將貨款輸光；

(2) 部份運送土產來港的商人，賣出貨物之後，原可辦運洋貨返回內地，也因將貨款輸光而無錢辦貨。

香港西商會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又名香港總商會，始創於 1861 年) 於是在 1868 年 5 月上書港府，要求禁止施行「賭博合法化」政策，可惜無功而回。

不過，港府持續不斷開放賭禁，終於在 1871 年 2 月激起全港市民強烈不滿，引發上書英倫的請願運動 (是次運動由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牽頭，不少商號都在請願書上蓋章，促請英國政府向港府施壓，迫使港府停止開放賭禁)。同年 5 月，香港西商會亦上書英國殖民地部，指陳開放賭禁的種種弊端。麥當奴雖然一度扣起兩份請願書，但輿論之熾烈終難被強行壓抑。1871 年 12 月，懾於輿論壓力，英國政府下令麥當奴禁止「賭博合法化」。麥當奴將有關事務交由輔政司柯士甸辦理。隨著有關條款、規例一律被廢，開放賭禁正式告一段落。

麥當奴利用「大開賭禁」來解決賭風嚴重的問題，這與戰國中葉商鞅利用「廢井田，開阡陌，土地私有」來處理土地公有制的崩壞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俱為接受現實的消極應對，卻未能對問題的根本予以積極的解決。故此，二者同樣衍生出不少流弊，惹人非議 (有關「土地私有」所產生的問題，可參考《漢書‧食貨志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麥當奴開放賭禁，其原意固然是為了限制賭館數目、抑制賭風，不是純粹為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但政府的財政收入確實因此而大幅增加，人們據此懷疑麥當奴的初衷「不是有意取締賭博」，這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

又透過麥當奴終止開放賭禁，我們可以看出，民間輿論、倫敦政府施壓對港府的管治起著撥亂反正的作用。這是今天的港共政權所欠缺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3. 高添強，《香港今昔》。

4. 董啟章，《名字的玫瑰：董啟章中短篇小說集Ⅰ》。

賭博成風

「賭博成風」是麥當奴施政首要面對的問題。

香港開埠初期，賭館林立。根據劉蜀永引用的資料顯示，1844 年 4 月，香港已有賭館 8 家。進入 50 年代中期，賭館的數目增至 28 家，主要分佈於上環、中環一帶。至於街頭聚賭的活動，更是無日無之。

立法局於 1844 年首次頒佈法例，規定凡「以盈利為目的」的開賭聚賭者，一律罰款 200 元。警察亦可破門入屋進行搜查。然而，賭風並未因此有所止息，反有變本加厲的趨勢。麥當奴抵港時 (即 1866 年)，全港賭館的數目已增至 52 家，字花、搖彩、白鴿票......，各適其適，應有盡有。

關於港府無法有效禁賭，張連興認為原因有二：

(1) 港府厲行禁賭措施，旨在透過罰款增加庫房收入，並非真心為了禁絕賭風。基於「賭博越多，罰款越多」的原則，港府必然會默許賭博活動的持續，賭風因而不絕。

(2) 警察往往藉著查禁賭博，收受賄賂。賭館主人為了維持生計，亦樂於向警方行賄。雙方達成協議，各得其所。賭風自此越來越猖獗。

劉蜀永又作出了進一步的補充：

這一法例的主旨是「以罰代禁」，增加政府歲入。由於警察貪贓枉法，賭徒被拘留後，通常只要向辦案警察行賄 5 元或 10 元，即可獲釋，致使上述法例形同具文......賭風助長貪風，加速了警政的腐敗。官方承認，此時幾乎所有的警察都接受賄賂，有半數以上督察每月從睹館取得高於其工資額的報酬。

簡而言之，要有效抑制熾熱的賭博風氣，港府必須做到以下兩點：

(1) 將禁賭本身視作目的 (end)，而不是獲得額外政府收入的手段 (mean)。

(2) 肅清警隊內部貪污腐敗的辦事作風。

只可惜麥當奴上任後，並未銳意執行上述兩點，反而打算接受現實，將賭博活動規範化、合法化。此終鑄成大錯！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麥當奴上任

羅便臣於 1865 年 3 月 15 日卸任，由輔政司孖沙 (William Thomas Mercer) 署理「香港總督」一職。1866 年 3 月 11 日，麥當奴 (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又名麥當勞，1814 年 9 月 3 日 - 1881 年 2 月 5 日) 正式抵港履新，成為香港第六任總督。

麥當奴於 1814 年在愛爾蘭的都柏林 (Dublin) 出生。26 歲時 (即 1830 年)，他進入都柏林聖三一大學 (Trinity College, Dublin) 讀書，先後取得法律學士、博士等學位。1843 年 7 月 20 日，麥當奴被委任為岡比亞 (Gambia) 的首席法官 (Chief Justice)。四年後，他向格雷伯爵 (Henry Grey, 3rd Earl Grey) 提出請辭，恢復在英國法院 (English Bar) 任職。1847 年 10 月 1 日，麥當奴在格雷伯爵的邀請下，出任「岡比亞總督」(Governor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Gambia) 一職。

麥當奴在任期間，一方面嚴厲打擊難被控制的土著部落 (unruly native tribes)，一方面進行各式各樣的開拓探險 (exploration)。他一度派遣軍隊遠征，打通岡比亞河至塞內加爾河地區，協助於河邊進行貿易的英國商人免受土著威脅，擴闊英國在當地的商業利益。

1852 年，麥當奴被提名出任聖盧西亞 (St. Lucia) 副總督 (Lieutenant Governor)。次年 (即 1853 年)，他被安排前往聖文森特島 (St. Vincent) 掌管當地的行政及軍事要務。

憑著坦白、直率、不寬容的個人性格，麥當奴於 1855 年 6 月被起用為南澳大利亞第六任總督。1856 年，他更在白金漢宮 (Buckingham Palace) 獲得維多利亞女皇 (Queen Victoria) 授予「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The Most Distinguished Order of Saint Michael and Saint George)，事業發展臻於鼎峰。

麥當奴後來雖因支持單一國會制 (a single chamber) 而觸怒自由派與激進派人士 (他們普遍支持兩院制)，但他仍積極為南澳大利亞鋪設鐵路及電訊設施，且大力開發約克半島 (Yorke Peninsula) 的銅礦、墨類河 (Murray River) 的天然資源，推動南澳大利亞走上現代化道路。

惟麥當奴以「不想促進懶散 (sloth)」、「不想造成貧困化 (pauperism)」為理由，反對給予勞工階層經濟上的援助，略嫌有違社會公義 (social justice) 的精神。不過，這亦無可厚非。因十九世紀的英國官員普遍抱持「自由市場至上」的信念，「社會民主主義」於當時並未流行。

1862 年 3 月 4 日，被譽為「強大的、好客的」麥當奴離開南澳大利亞。經過兩年多的休假，他於 1864 年 5 月 28 日出任諾華斯高沙 (Nova Scotia) 總督。適逢諾華斯高沙被併入加拿大而成為加拿大其中一個省份 (當時大英帝國立法決定將加拿大各省和各領地合併成爲一個聯邦制的自治領級別的殖民地，史稱「加拿大聯邦化」)，麥當奴既不甘淪為英國殖民地部的傀儡，又不願變成加拿大總督的工具，遂在 1865 年 10 月忿然辭職，由威廉斯上將 (General Sir William Fenwick Williams, 1st Baronet of Kars GCB) 接替其原來職務。

1865 年 10 月 19 日，麥當奴被委派出任「香港總督」一職。其特立獨行、不屈從上級的處事作風，加上過往累積的豐富管治經驗，無疑令香港的自主性進一步提升，現代化進程更趨完善。

又麥當奴抵港時，華人 (主要指從廣東南下的華商) 在香港社會的影響力已然逐漸增強。麥當奴的上任因此可作為一標記，象徵「華人抬頭時期」的開始。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踐踏港人底線，起義更待何時

學術自由、司法公正是香港過去賴以成功的兩大主要因素。學術自由需要大專院校的獨立自主來保障，司法公正則從法官的合理判決上體現。不幸的是，7 月 28、30 兩日所發生的事，彷彿告訴著每一位香港人，院校自主、法官合理判決已經在香港逐漸消失。

港大學生衝擊校務委員會事件

A. 簡介

7 月 28 日晚上，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維持等待首席副校長上任的決定，押後審議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出任人事資源副校長。由於委員會內不少人士皆由 689 委任 (此一制度乃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陳文敏又曾於去年支持由戴耀廷發起的「佔領中環」行動，港大一眾學生、校友紛紛質疑校委會的做法涉及政治考慮，對此深感不滿。

當晚 9 時 20 分左右，身為校委會成員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聲稱要前往洗手間，步出會議室。當他重返會議室時，在室外聚集的示威學生突然發難，衝進室內，並大叫「記者行開」(據說馮敬恩有作出相應的配合)。示威學生旋即要求校委會主席梁智鴻交代押後委任的原因，並大叫「委任副校長，毋須等候首席副校長」、「制度失敗，同學自救」、「李國章 (其中一位校委會成員)，可恥」等口號。期間，多名校委會成員打算離場，卻始終不得要領。醫生盧寵茂 (另一名校委會成員) 甚至一度卧地，用手抱着膝蓋。擾攘了一段時間，李國章、劉麥嘉軒等人才在示威學生的譴責聲中離開現場。李國章事後批評學生在搞「文革」。至於另一位校委會成員袁國勇，則在 7 月 31 日宣佈辭去校務委員一職。

B. 評論

I. 「世代之爭」的體現

去年的「雨傘革命」常被人視作「世代之爭」。其實，是次衝擊事件更能體現「世代之爭」的特色。

港大年輕學生不滿校委會諸位「長者」高高在上，作威作風，將院校的自主權斷送，這固然是「世代之爭」的一種表現。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港大學生高舉「以武制暴」的旗幟，對特別前來聲援、拍照留念的政界紅人和社運左膠不表好感，甚至痛恨其矯情造作 (如不斷說「加油」)、「打卡」文化，這未嘗不是「世代之爭」的另一種表現 (前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今天於《明報》撰文，形容衝擊校委會的港大學生是「被寵壞的小混蛋」，認為他們應被判處監禁或做 100 小時社會服務。這正是年長一輩對年輕一代指手劃腳、奮力反撲，「世代之爭」於此得以充分反映)。

II. 政治的魔爪正式向大專院校伸延

港大校委會之所以押後審議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和陳文敏的政治立場、689 的施壓不可能完全無關 (港大校委會即充斥著不少「梁粉」)。這代表著什麼呢？代表著香港大專院校的自主性將在日後進一步降低，學術自由或有被政治扼殺的可能。

事實上，早在 2012 年「國教」風波中，備受爭議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便是由教育局資助，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編製。大專院校為政權所操縱、干預、利用，這在香港顯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只不過，同類型事件是次在香港大學發生，而香港大學一直是「製造和培養管治精英的搖籃」(李怡先生語)，且以堅決捍衛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見稱。689 的政治干預又做得太過明顯。港大學生、校友才因此有異常激烈的反應。

又觀乎袁國勇於數天後宣佈「退隱」實驗室，從此不問校委會的事，港大校長馬斐森譴責示威學生的衝擊行動，院校自主似乎會在不久的將來喪失於教授們的怯懦、自私中，無怪乎出身港大的學苑前副總編輯陳雅明在面書上以＜軟弱的港大教授＞為題，說：

如果救不了港大，罪不在學生，而在於一班飽讀詩書但又噤若寒蟬的港大教授。

全部港大教授中，戴耀廷已經算最勇武的一個，你們說，港大怎樣不敗在這些軟弱的教授手上！？

當港大有一天徹底陷落，其他院校只怕不能獨善其身，將淪為港共政權的洗腦機關。

III. 歷史知識貧乏與自保心態的反映

李國章批評學生的行動猶如「文革」，這是不真了解「文革」之為何物。

按照毛澤東當年發動「文革」的意思，其目的在於打倒一切封建殘餘思想、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分子，以釋放全國的生產力，發展經濟。又根據歷史學者研究所得，「文革」乃是一場由毛澤東發起的權力鬥爭，旨在奪取劉少奇、鄧小平的權力。即使退一步講，從當時紅衛兵的所作所為看「文革」，「文革」難道會少了「噴氣式」、「寫悔過書」、「跪玻璃」等環節嗎？

李國章之所以胡言亂語，除了是出於對歷史知識的貧乏外，更重要是他意圖利用普羅大眾的心理 - 對「文革」的異常恐懼，惹起群眾對港大學生的反感，從而達致自保祿位的卑鄙目的。

奈何部份市民不諳此理，盲目指罵港大學生，這是香港的不幸！

屯門裁判法院對參與「光復元朗」示威人士的判刑

A. 簡介

涉嫌在「光復元朗」反水客示威中襲警、阻差辦公的 4 名被告，包括被指「胸部襲警」的女文員吳麗英，以及3名男學生，於 7 月 30 日判刑。女被告判囚 3 個月 15 日。另外，第四被告潘子行判入獄 5 個月 1 星期，14 歲的首被告被判入更生中心，而吳的男友、次被告鄺振駹則被判入勞教中心。4 人均獲准保釋等候上訴。

值得一提的是，裁判官陳碧橋於判刑時表示，自己過去曾遭受各種威嚇，但始終未有因這些威嚇而影響對被告的判刑考量。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於翌日開腔回應，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必須維護司法機關的尊嚴，認為任何行為、批評或意見都不應超越法律的界線，也不應對法官作出帶有侮辱性的人身攻擊。否則，律政司一定會跟進，在掌握足夠的證據和資料下，採取相應的司法程序 / 行動。

B. 評論

I. 判決有欠理性，埋下暴動火種

姑勿論吳麗英實際上有否以胸部觸碰「差佬」，但筆者的疑問是：

(1) 倘若吳氏一心襲警，她有必要使用柔軟的胸部嗎？為什麼不使用較為堅硬的頭部、手肘？

(2) 倘若吳氏純粹出於「惡毒」之心，陳碧橋憑什麼知悉吳氏心中所想？就是僅憑吳氏一句「非禮」？

尤其甚者，此例一開，日後香港市民將極有可能因偶爾「襲警」(即觸碰「差佬」) 而坐牢，這將造成：

(1) 「差佬」進一步專橫跋扈；

(2) 市民一旦誤碰「差佬」，其極有可能因「左右都是坐牢」而痛打「差佬」一頓，以宣洩心頭之忿。屆時，「差佬」無辜受害固然不能避免，暴動亦因此更有可能發生。

秦代末年，法令嚴苛，動輒得咎。陳勝、吳廣曾因遇雨失期，依法當斬，在左右是死的情況下，被迫揭竿起義，掀起亡秦的序幕。前車可鑑，倘若港共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其只怕會重蹈秦朝的覆轍。

II. 司法機關的尊嚴，來自公正、合理的判決

袁國強以為司法機關 / 人員的尊嚴在任何情況下皆不能被侵犯，這是大錯特錯！

一個公民之所以守法、尊重法官，源於他相信：法律能公正地保障每個人的利益，法官能用理性、客觀的態度審判每一件案件。換句話說，當法律變得不再公正，法官僅憑個人的主觀意願審判案件時，司法機關 / 人員即喪失自身的尊嚴，理應遭受別人的指罵、批評。

陳碧橋相信「差佬」的一面之詞，斷然女被告吳麗英行為「惡毒」，這不是有違客觀判案的精神麼？又女被告的罪名是「以胸襲警」，這不是顯得有點荒謬而不合常理麼？當法官的判決既不理性，又不客觀，市民指罵他、羞辱他有什麼不對？

《論語》有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袁國強只知威嚇市民，卻對陳碧橋判決的不堪視若無睹，諉過於人，香港司法制度淪落至此，希望從何說起！

結語

由港大學生衝擊校務委員會、屯門裁判法院的不合理判刑，我們可以看出：港共政府 (以 689 為首) 正在逐步摧毀香港一直以來所享有的學術自由、司法公正。

面對核心價值的消失，有人選擇默不作聲，掩耳盜鈴。然而，這是香港人應有的表現嗎？香港人甘心自己的底線屢遭港共踐踏嗎？

溫馴的小狗被趕入窮巷，尚懂得奮力一咬，以圖生存。香港人承繼著龍 (華夏勇武文化)、獅 (英國對自由、司法公正的堅持) 的優良傳統，眼見如斯困境，實在不能再作任何容忍，而是時候竭力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