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華人普遍喜歡聚賭；
(2) 香港警隊人手不足，且易於收受賄賂，禁賭不力。
決定接受域陶的建議。
劉蜀永有以下一段記載：
新任港督麥當奴認為只要有效地管理賭場，便能切斷警察索賄之源。為此，他專程訪問澳門，並決定仿效澳門，對賭場逐步加以「限制與管理」，最終達到「禁絕」的目的。具體辦法是實行牌照制，「寓禁於徵」......
按照此一講法，麥當奴之所以接受域陶的建議，並非出於一時興起，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又開放賭禁亦非旨在「殘民以自肥」，而是希望藉著對賭館的加強監管，減少賭館的數目，並且避免警察再有機會受賄。
6 月 17 日，立法局通過《維持社會秩序及風化條例》，其中第 18 條提到 (參考張連興的轉述)：
本港地方賭博盛行，現行的禁賭條例，未能收到肅清之效。為了取締和逐步禁絕賭博，特授權總督隨時制立規則厲行禁絕，或採用有效方法加以限制及管理，務求達到肅清賭博的目的。
所謂「有效方法」，即是開放賭禁，又名「賭博合法化」。劉蜀永進一步交代箇中細節如下：
1867 年 6 月，立法局在當年第 9 號法例中作了相應的規定。經殖民地部批准後，立法局即以澳門現行辦法為藍本，制訂《賭博規例》規定：經港督批准，賭館可持牌照營業，牌照由警察司逐月發放，賭餉逐月預繳；香港限設賭館 15 處 (按：次年 9 月決定增設九龍一處)，莊家抽水不超過 7%。
7 月 1 日，港府正式安排總登記官、警察司負責招商承投賭餉的事宜。每一賭商開賭前，必須填妥申請書，列明賭館所在地點、賭館街道門牌、願納賭餉數目。每家賭館每年需繳納牌照費 1 萬元。賭館牌照則由警察司逐月發放。直至 9 月 15 日為止，維多利亞城共有 12 間賭館 (稱為「防務館」) 成功領取牌照，公開營業 (主要分佈在皇后大道中、上環水坑口、皇后大道西、荷李活道、西街、西營盤、灣仔等地)。
麥當奴「大開賭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庫房的收入 (據統計，1869 年 12 月，賭稅收入高達 27.7 萬元)，令警察的福利、待遇及裝備有所改善 (即「改善警政，加強警力」)。
可是，另一邊廂，麥當奴的做法卻招致各界批評。
聖公會牧師查理士‧華倫 (Charles Warren) 認為，開放賭禁將會破壞社會秩序及有傷風化 (有華人訴說販賣兒童案件的數目大增)，與社會多位知名人士 (包括當時主持《中外新報》的伍廷芳) 於 7 月 24 日聯署上書以示反對。12 月，英國殖民地部大臣白金漢 (又名北擎咸) 公爵 (Duke of Buckingham) 甚至指出：
麥當奴的目的不是取締賭博而是從中獲取大量財政收入......這項政策是英國的羞恥。
儘管麥當奴反覆強調「賭博合法化」政策「既可有效管制賭博，又可防止警員收受賄款，且能增加政府收入，用作建設香港」，批評、指責的聲音始終不絕。
尤有進者，「大開賭禁」逐漸為香港的商業發展帶來嚴重損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 不少到香港購買洋貨的內地商人，在賭館內將貨款輸光；
(2) 部份運送土產來港的商人，賣出貨物之後，原可辦運洋貨返回內地，也因將貨款輸光而無錢辦貨。
香港西商會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又名香港總商會，始創於 1861 年) 於是在 1868 年 5 月上書港府，要求禁止施行「賭博合法化」政策，可惜無功而回。
不過，港府持續不斷開放賭禁，終於在 1871 年 2 月激起全港市民強烈不滿，引發上書英倫的請願運動 (是次運動由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牽頭，不少商號都在請願書上蓋章，促請英國政府向港府施壓，迫使港府停止開放賭禁)。同年 5 月，香港西商會亦上書英國殖民地部，指陳開放賭禁的種種弊端。麥當奴雖然一度扣起兩份請願書，但輿論之熾烈終難被強行壓抑。1871 年 12 月，懾於輿論壓力，英國政府下令麥當奴禁止「賭博合法化」。麥當奴將有關事務交由輔政司柯士甸辦理。隨著有關條款、規例一律被廢，開放賭禁正式告一段落。
麥當奴利用「大開賭禁」來解決賭風嚴重的問題，這與戰國中葉商鞅利用「廢井田，開阡陌，土地私有」來處理土地公有制的崩壞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俱為接受現實的消極應對，卻未能對問題的根本予以積極的解決。故此，二者同樣衍生出不少流弊，惹人非議 (有關「土地私有」所產生的問題，可參考《漢書‧食貨志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麥當奴開放賭禁，其原意固然是為了限制賭館數目、抑制賭風，不是純粹為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但政府的財政收入確實因此而大幅增加，人們據此懷疑麥當奴的初衷「不是有意取締賭博」，這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
又透過麥當奴終止開放賭禁，我們可以看出，民間輿論、倫敦政府施壓對港府的管治起著撥亂反正的作用。這是今天的港共政權所欠缺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3. 高添強，《香港今昔》。
4. 董啟章，《名字的玫瑰：董啟章中短篇小說集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