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主張「(華夏) 文化建國」的人，很少提到墨家思想。筆者在此將較少著墨，僅略為點撥箇中的問題。
毫無疑問，墨家是帶有強烈的「鋤強扶弱」、「抗爭」的色彩。以墨子個人的事跡為例。他曾經協助較弱小的宋國守城，抗拒南方楚國的入侵。此即為「鋤強扶弱」一具體示範。
然而，細看《墨子》，墨學的重心不在「鋤強扶弱」、「抗爭」，而在於：「博愛」的推廣、為低下階層發聲。
「博愛」即墨子所謂「兼愛」，乃一種無差別的愛。墨子曾說「愛人之父若己父」，此語可謂深得「兼愛」的精髓 (今天的基督宗教，其所主張的「愛你的鄰人」，即為「兼愛」的一種)。由於人與人之間應該「兼愛」，墨子反對攻城掠地，而主張「非攻」，以此為「天志」，人人應當奉行 (所謂「尚同」)。
又根據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所言，墨子的身份可能相當於今天工會的首領。《墨子》一書因此有不少代表低下階層的想法，例如「節葬」(反對儒家的「厚葬」)、「節用」(反對生活開支過大)、「非樂」(反對人民從事奏樂工作及聆聽音樂)、「非命」(反對命運早已注定，強調前路由我所創)、「尚賢」(主張政府多些吸納下層的人才) 等 (即使主張「兼愛」，墨子背後的理由也是「興天下之大利」，由此更見他確確實實代表著低下階層)。
李麥麥尊稱墨子為「東方的基督」，張德勝則尊稱墨子為「東方的馬克思」(見張德勝《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這兩個評價都是公允的。
不過，置於今天香港的抗爭脈絡，墨家思想是否可取？筆者有所保留。
姑勿論「兼愛」、「非攻」與驅蝗、反水貨客行動的不相容，墨子推廣「兼愛」於社會的做法，已不脫「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的氣味。《墨子》有以下一段話：
......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志上＞)
庶人要接受知識份子的教導，知識份子則要受將軍、大夫的教導，將軍、大夫受三公、諸侯的教導，三公、諸侯受天子教導。天子以什麼來教導三公、諸侯呢？以「兼愛」為內容的「天志」。這顯然意味著：庶人、知識份子等人不可違逆三公、天子等在上位者，為一徹頭徹尾的「威權政治」。
「威權政治」往往培養出恭順而服從的奴才。李怡先生不是經常援引魯迅的名言：「甚麽『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鞭撻香港人的劣根性麼？墨家思想在今天的香港並不適用，不是再清楚不過嗎？
法家、佛家
法家思想早已被公認為締造中國過去二千五百年「君主專制」的罪魁禍首。根據筆者的觀察，即使高舉「華夏文化」建國的抗爭者，他們亦不至於愚蠢到利用法家替香港建國。故此，筆者對法家思想就不多談了 (各位如果要感受法家思想的恐怖，通讀秦始皇統一後的歷史就可以一清二楚)。
反而，佛家思想對將來香港建國有沒有幫助，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以下我們嘗試分析一下。
和道家一樣，佛家立說亦旨在協助世人「解苦」。不過，和道家不同，佛家建議世人看破塵世之虛幻，再而出家修行。換句話說，佛家是主張出世的。
佛學傳入中國後，由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逐漸變得重視人間世。加上大乘佛教強調「渡盡一切眾生」，佛家思想在隋唐以後遂慢慢入世，禪宗因而出現。
不過，請大家注意，即使佛家思想如何鼓勵修行者入世，佛家之基本宗旨仍是主張出世的 (否則，它與儒家、道家就沒有分別了)。佛家思想如果成為香港的「國本」，香港將來只會出現很多蔑視、看輕政治的政客，公民參與社會抗爭的動力亦必然不強 (佛家視政治、抗爭為一俗務，乃一虛幻。政客因而不會耗盡心力研究政治議題，抗爭者亦傾向在抗爭無效後退隱。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指出，佛家思想所造成的境界和態度，並不能鼓起人爭自由的熱情，誠哉是言！)。這樣的香港是否一個大家夢寐以求的居住地，諸位自行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