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黃梨洲《明夷待訪錄》

明末清初的大學問家黃梨洲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名為《明夷待訪錄》 (以下簡稱《待訪錄》)。這本書可說是中國罕見的政治思想論著。近一百年來受《待訪錄》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代不乏人，包括「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鼓吹君主立憲的梁啟超等。時至今日，適逢香港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旺角「義士」勇武抗爭，我們不妨細讀一下該書部份文字，以觀看其所內含的劃時代的意義。

《待訪錄》有＜原君＞篇，其中說：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古今不少國家的統治者 (包括 689 ) 皆具有強烈的權力慾、自私心。這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梨洲對此並不認同。梨洲認為，理想的統治者應該「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梨洲的說話，簡直是對當今統治者的醜態來個當頭棒喝！

梨洲續道：

後之為人君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這番說話雖旨在批評三代 (指夏、商、周三個朝代) 以下的君主，但它同時適用於今天的香港。

試觀 689 極力譴責佔領人士破壞「法治」，且借法庭「過橋」來促成「差佬」進行武力清場，其果真無私為香港付出乎？抑或是為保祿位，不得不然？ 689 協助中共滅亡香港，利用「破壞法治」、「擾亂民生」、「影響社會安寧」種種堂而皇之的藉口，以討好「阿爺」(即中共)，從而保存自己的官位、俸祿，這正是梨洲所說的「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中國二千五百年的政壇大患，梨洲百多年前已經道破，奈何港人愚昧無知，竟重蹈覆轍，令人慨嘆！

《待訪錄》又有＜原臣＞篇，其中論及為人臣者應有之態度：

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梨洲指出，為人臣者不應只懂得揣摩上意 (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也不應「臨危一死報君王」(顏習齋語)，而應該為天下萬民出力、辦事。這是何等精闢的見解！

今天的林鄭、袁國強、曾俊華、葉劉、建制派諸位議員，經常從「阿爺」的角度思考問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這乃「宦官宮妾之心」，乃徹頭徹尾的奴性。香港欠缺能為天下萬民出力的政黨、官僚團隊，這正是「雨傘革命」持續不斷的主要原因。

＜原法＞篇乃《待訪錄》的第三篇文字。其中，梨洲強調了「藏富於民」的重要，與曾俊華的「守財奴」哲學恰好成一鮮明的對比。他說：

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

梨洲於＜原學＞篇更指出：學校的功能不僅在於「養士」，還在於為天下樹立是非對錯的標準，以檢核、監督統治者的一言一行。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

他又高度讚揚東漢、北宋士人的「不平則鳴」：

東漢太學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為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非是，將見盜賊姦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

倘若梨洲處身於今天的旺角，眼見差佬著了魔似的對爭取「真普選」的學生揮棍毒打，不知他將作何感想？

鑑古足以知今，通經足以致用。香港現在的苦難，多少是當政者遺忘老祖宗的教訓所致。要消解這一困境，關鍵在於：

(1) 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政治的智慧

(2) 接通西方悠久的政治哲學傳統

透過重讀黃梨洲的文字，再比較一下英國哲學家洛克對「社會契約論」的看法 (據說學術界早已有人比較黃梨洲、洛克的政治思想)，我們或許更能看清港共政權的非法性質，從而肯定「勇武抗爭」、「暴力革命」才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港共的「赤化」工程：從修改新高中通識科課程看

由 922 罷課到「雨傘革命，佔領街道」，學生一直是這場運動的主力。而學生之所以熱心參與社會運動，有人認為中學的通識科責無旁貸。有見及此，教育局昨天宣佈就新高中通識科等 17 個科目，展開 3 個月中期檢討諮詢。其中，針對新高中通識科，教育局更特別提出了若干的建議，包括：

1.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單元刪去「青少年參與社區事務」的內容，包括歸屬感、身分認同、利他主義等等，原因是這部分與另一個單元「今日香港」重複。教師可在「今日香港」內多教一些。

2. 在「身分與身分認同」主題下，刪去「新來港人士怎樣發展身分認同」的內容。

3. 「現代中國」部份刪減中央如何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轉變戶口政策，以及改革開放如何影響公民質素。

4. 有關中央回應改革的例子，除了「法制」與「民主政治建設」被保存外，「與國際標準接軌的政策」一項擬刪去。

四點當中，第 1 點明顯是要淡化香港年青人的本土意識。透過培養「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政治冷感，遏止新一代呼叫「香港自治」、「香港獨立」。

至於第 2 點，新來港人士過去要發展身分認同，源於兩大條件的存在：

(a)《基本法》清楚規定外來人士「只有在香港住滿七年才可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b) 新來港人士佔香港總人口一個相對小的比例。

可是，今天的港共政權，其有意容許大量內地人進入香港，條件 (b) 不復存在。至於條件 (a)，隨著中共有意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其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中的帶有國際意義的「自治」，詮釋為近似西藏、新彊自治區的中國式自治，這即為一明證)，《基本法》日後被重新解釋、修改亦未可知。而一旦《基本法》被中共允許修改，條件 (a) 有可能趨於消亡。當新來港人士不再是少數，他們一來港即可享有種種香港永久性居民原有的權利、社福保障、工作機會，他們還需要發展身分認同嗎？需要融入香港嗎？根本不必。屆時需要適應的，只怕是香港本土出生的新一代，而不是新來港人士。

簡言之，刪去「新來港人士怎樣發展身分認同」的內容，只是港共因應即將來臨的人口換血，而調整課程內容。

最後，第 3、4 點明白反映中共缺乏「對內改善施政、公民素質，對外加快開放」的胸襟、氣魄。刪去「與國際標準接軌的政策」一項更是極端民族主義、天朝中心主義復辟的明證。大中華派對民主中國、中國國際化的種種想像，可以休矣！

教育局表面上修改新高中通識科課程，其背後實暗藏深意，透示著未來中國、香港的可怖景象。其把培養莘莘學子的教育事業當成政治工具，這固然可恥，但它意圖將整個香港葬送於中共之手，這更加令我們現在沒有退縮、妥協的餘地。

據此，我們再看金鐘佔領區的「糾察」風波、激進民主派的「通敵賣港」，如此內耗而不知末日將至，這不是很可悲麼？

「港獨」無罪，革命有理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 11 月 12 日於立法會提出「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的無約束力動議，遭到建制派連番的無理攻擊、批評。令人扼腕的是，動議最終被否決，原因是： 17 名泛民主派議員投棄權票、6 名泛民主派議員缺席，只有 5 名激進派議員支持動議。香港就這樣白白錯失了一次解決當前困局的機會！

港共政權之所以長期出現管治危機，除了一連串施政的失效 (如偏袒內地人、官商勾結等) 外，更根本的源頭是：由決定「主權移交」到「基本法」訂立，香港人基本上被排除於外，無法參與其中 (只有少數人例外，如司徒華、李柱銘等)。港共政府的成立、執政因而是缺乏民意授權的，用政治哲學的術語說，就是沒有管治的合法性、正當性 (Legitimacy)。這是一個認受性的危機。而要處理這一問題，單純的改善民生、依照「基本法」實行「政改」並不足夠，其必須使香港政府重新取得香港人的授權 (所謂「重新立約」)，這意味著 (1) 現時的港共政府必須解散；(2)「基本法」應該被推倒重來，由香港人重新制定憲法；(3)「回歸祖國」的說法是否成立應該被重新審視。

黃毓民所提出的動議，乃是從香港問題的咽喉上用刀。無奈的是，泛民諸位議員不明箇中情由，或出於「『基本法』的地位不容挑戰」/「『明目張膽』得罪中共是不切實際」的奴才心態，或出於對激進主張 / 黃毓民個人的盲目反感，竟一致缺席投票 / 對動議投下棄權票，變相將香港帶入絕境。泛民不少議員如劉慧卿、李卓人、梁耀忠、何秀蘭等，過去曾是「前綫」的成員，訂立過「爭取普選、捍衞人權、全民制憲、維護法治」四大綱領。時至今日，他們竟異口同聲對「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的動議不置可否。他們的所作所為，無疑是告訴大家，過去多年來的承諾盡是謊言。試問香港的民主在這一群人手上如何有健全發展的可能？

泛民尚且如此，建制派更加不堪，令人作嘔。王國興指斥有關動議為「煽動港獨」，葉劉更稱「人民自決乃少數民族的幻想」。其實，「搞港獨」又有什麼大不了？為什麼香港人一定要畏懼中共？再者，正因為香港本土居民日後會淪為葉劉口中的「少數民族」，「搞港獨」才是勢在必行 (即使客觀上它很有可能失敗收場)。倘若香港人的本土生存空間未有被扼殺，「煽動港獨」的言論何來有市場？何來可以出台？

泛民的退縮不前、違反承諾，建制派的大言不慚，反映出一個事實：立法會已經失效，體制內的改革已經無用！加上高等法院已經駁回佔領人士就旺角禁制令的上訴許可，以及拒絕暫緩禁制令的申請，司法獨立「名存實亡」。體制外的革命似乎成為香港變天的唯一出路。既要革命，就需及早準備，「港獨」的帽子根本不必忌諱 (不過，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大部份本土派其實並不主張「搞港獨」，他們更多只是主張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中的「高度自治」而已)！

停止內鬥，一致抗共：由「大台禁聲事件」看金鐘、旺角佔領區的矛盾

11 月 8 日晚上，金鐘佔領區發生了一件令佔領人士感到沮喪的事，稱為「大台禁聲事件」。

事緣當晚 6 時左右，十多名市民嘗試利用鐵馬、垃圾桶阻塞海富天橋的政府總部出入口，打算藉封鎖入口，癱瘓政府總部的出入，達致行動升級效果。礙於人數不足，差佬得以迅速清除障礙物。聚集群眾不想前功盡廢 (他們於日間已嘗試於香港動植物公園發起升級行動，因差佬嚴密封鎖公園而未能成功)，其中一位港大三年級學生李啟迪於是在 9 時嘗試到「大台」請求發言，爭取金鐘留守者的聲援。不料「大台」不但拒絕李同學的要求，而且指責聚集群眾態度有問題，要求聚集群眾停止封鎖行動。聚集群眾不久走近「大台」，要求澄清，卻被大台附近的工作人員阻攔，不得要領。期間，「金鐘人係唔會戴口罩架」、「呢班咪龍和道搞事嗰班人囉」等詬詆之聲不絕，要求上台的群眾由是與金鐘留守者發生爭吵。

李同學嘗試要求學民召集人黃之鋒出來解決糾紛，不果。最後，台上的邵家臻竟然說「今晚有人想衝上黎搶咪」、「如果大家想守護住呢個台，守護住金鐘，守護住呢個運動，守護住呢把雨傘，就一齊合唱『we shall overcome』」，以掩蓋旁邊群眾不滿的聲音。同一時間，台下的工作人員亦築成人鏈，擺出一副對抗衝擊的陣勢。另一大台發言人陳小萍於稍後時間更要求群眾不要挑戰大台，惹起群眾怨憤。直至黃之鋒出來會見群眾，並為事件致歉，風波才告一段落。

「大台禁聲事件」驟看是一場誤會，實則不然。它多少是由「雨傘革命」長期的隱憂所造成：金鐘、旺角佔領區的根本分歧，以及矛盾。

金鐘佔領區原本是「雨傘革命」開始的地方，是革命的前哨地。加上它位處政總附近，手扼港共之咽喉，它注定不可能成為「偏安之地」、「大後方」，而應該成為抗爭的前線，行動升級之帶領者。奈何 928 催淚彈激發大量市民前赴金鐘聲援，差佬清不得場，只好予以容忍，金鐘由是一脫戰鬥氣味，轉成文娛、藝術、表達訴求 (與抗爭相對，為抗爭的降級) 的地方。於金鐘聚集的，多為文質彬彬的學生、成年人。他們不喜歡勇武，也反對講粗口，只知理性討論、「坐低慢慢傾」。學聯由當初高舉「反殖」大旗，至現在向老董、范婦人搖尾乞憐，一副比宋江接受朝廷招安還要不堪的模樣，這種轉變多少受到金鐘氛圍的影響。

旺角佔領區的狀況與金鐘佔領區迥然不同。旺角之所以成為佔領區，很大程度上是金鐘佔領者受到 928 催淚彈的刺激，他們覺得與其死守金鐘，不如另開戰線，以使差佬疲於奔命，他們於是殺出旺角。我們不妨說，旺角佔領區本身就是佔領人士勇武戰鬥的標記。

旺角既不接近任何一個重要的政府機關，也不屬於金融商業區，它唯一的優點是：貼近民居，與普羅市民為鄰。既與市民為鄰，而市民有親共、反佔中者，旺角佔領者由是需要天天面對惡意的攻擊、挑釁，承受龐大的心理壓力。差佬又因環境狹窄而無法施放催淚彈，他們於是借助黑社會之手負責清場，利用警棍警盾向佔領者衝擊，打得佔領者頭破血流，透過暴力恐嚇他們離開，且對他們肆意抹黑。旺角佔領者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加上不少出身市井，說一兩句粗口本甚平常。而隨著時日的推移，憂患意識、寧死不屈、不求安逸，漸成為旺角佔領者的心態、價值觀，這都是金鐘留守者所不具備的。

金鐘退而為「偏安之地」，孕育著一群高談理想、口若懸河的留守者，卻無些微緊張的氣氛。不同政黨的政客、社運「老鬼」因而可以安心發他們的夢話，對「過激行為」指手劃腳，建立所謂「大台」。旺角則無端轉成「雨傘革命」的前線，旺角佔領者所忍受的每超出金鐘的留守人士，他們因此痛恨金鐘的「海闊天空」，斥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在「雨傘革命」的初期，金鐘、旺角兩區的佔領者「各有各做」，不太需要合作，只需遙相呼應，加上分歧不甚顯明，故問題仍不大。可是，隨著需要與港共對話、清場威迫無日無之，金鐘佔領者急於奪取「雨傘革命」的主導權，金鐘、旺角兩區的分歧終於浮面，甚至演變成「大台禁聲事件」般的嚴重衝突。

分歧既現，衝突已成，要一時三刻予以解決並不容易。在＜沒有領導，只有群眾＞一文，我曾經說過：

「雨傘革命」基本上是一場由群眾自發、全民參與的香港自救運動。它之所以能夠出現，雙學、佔中三子固然出力不少，這點大家不會置疑。可是，它之所以能夠持續，金鐘之所以仍有人留守、旺角之所以能夠光復，這全賴佔領者本身之堅毅、不放棄、不畏懼。這可謂與雙學、佔中三子、泛民完全無干，亦與任何一個政治組織無干。一旦出現所謂「大會」、「領導」，其根本無法取得所有佔領者的支持。「大會」、「領導」要不以強力脅迫，但這無異於殺害「雨傘革命」。要不就只有自行解散，利用公共、理性的討論以說服佔領者，爭取佔領者的信任。

或許，真正消弭兩區糾紛的方法仍是：

(1) 相信群眾，不要建立任何形式的「大會」。

(2) 勿忘初衷，謝絕一切形式的內鬥。

事實上，不論是「金鐘人」、「龍和人」還是「旺角人」，他們都是同樣奮力爭取「真普選」、「反赤化」。「熱血公民」過去雖經常追擊佔中三子、泛民、左膠，但大義當前，他們已收斂不少。泛民、左膠又何必咄咄逼人，弄成個「草木皆『鬼』」？況且，如同不少旺角佔領者所講，沒有當初的勇武，干諾道中根本取不了。金鐘的安定平穩是用旺角、龍和道的血汗換回來的。「雨傘革命」排拒了勇武的抗爭者，這對革命的發展有什麼益處？

總言之，「大台禁聲事件」事小，背後埋藏的分歧、矛盾是大。雖然，「滬港通」的勉強通車暗示中共經濟已然急速滑落，其需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將外來的資金、香港的資金北調，暗示它不會對「雨傘革命」施以六四形式的血腥鎮壓。可是，由法庭批准差佬協助執達吏執行禁制令、林鄭強硬拒絕與學聯對話等，清場風險仍然是很高的。「金鐘大台」人士倘仍不知悔改，煽動留守者拒斥激進的行動派，「雨傘革命」只怕等不到港共清場，已經死於自己人的手上！

誰在摧毀香港的「法治」

港共政府對「依法管治」的連番強調，與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口號可謂遙相呼應。然而，港共所提出的「依法管治」是否等同於西方的「法治」(rule of law)，這實在啟人疑竇。

西方的「法治」以「天賦人權」說為其背後基礎。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人皆可獲得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而這權利是不可被剝奪的。港共「小憲法」《基本法》第二十五條：「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八十七條：「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後，享有盡早接受司法機關公正審判的權利，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都是典型對西方「法治」的體現。

西方的「法治」同時重視「法律對統治者的凌駕」。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主張，法律應該成為政府的主人，政府應該成為法律的僕人。羅馬政治家西塞羅的講法更進一步：「為了獲得自由，我們都是法律的僕人」。我們不妨說，凡無法尊重法律的至高無上，意圖視法律條文為管治的手段、工具者，他們皆不是落實「法治」。

觀乎港共之所作所為，港共縱容七名差佬「光明磊落」「暗角打鑊」，這是未審先判，是公然違反《基本法》第八十七條！港共又以「嚴厲執法」、「維持社會秩序」為理由，於旺角佔領區連番對手無寸鐵的佔領者施襲，這是將法律當成自己的僕人，維穩大於一切。至於要求法官需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這更是漠視法律的至高無上性，將「法治」全盤摧毀！

「賊喊捉賊」、「指鹿為馬」，港共玩弄文字把戲，以為可玩弄港人於股掌之中。不料港人昏睡已久，一覺醒來，竟展開波瀾壯闊的「雨傘革命」，利用「法不治眾」的法律空隙，為香港的「法治」爭取一席生存之地。奈何代表法律界的大律師公會竟不明箇中緣由，奮力批評「雨傘革命」破壞法治，死守法律條文，卻不明法律本意，猶如猶太祭司之死守舊約以迫害耶穌。香港「法治」倘若有一天「名存實亡」，這群愚人注定難辭其咎！

滄海中的遺珠：略談蔣志光

TVB 金牌「綠葉」蔣志光最近憑著翻唱「愛是永恆」，大獲好評。其因而重拾過去失落的歌手地位，更掀起一股 90 後的追捧潮。

蔣志光的歌手身份，源於 80 年代中葉。當時，他因為在林子祥的首次個唱「初試啼聲」，模仿其唱腔，得到寶麗金唱片公司的青睞，展開其歌手生涯。接著，他與陳少偉、王利名合組第二代「風雲樂隊」。不久又成為 Raidas 的隱形成員，參與 Raidas 唱片的製作。 80 年代樂隊風潮的熾熱，蔣志光出力不少，只是未能火速走紅。

進入 90 年代，卡啦 OK 當道，蔣志光憑著與韋綺姍的一曲合唱，「相逢何必曾相識」自此成為香港樂壇的經典，翻唱者代不乏人。而時值 97 主權移交前夕，港人「末世心理」浮現，他與台灣音樂人羅大佑合唱「皇后大道東」一曲，這一方面是對當時境況之「黑色幽默」，一方面也彷彿預示著今天「雨傘革命」的來臨。

蔣志光的出道、成名，與香港本土流行音樂文化密不可分。可惜的是，90 年代中葉至千禧年以後，香港樂壇日趨萎靡，蔣志光漸由樂壇前線的歌手，轉型為電視劇的演員 (這一點近似於足球評述員鍾志光)。儘管出色的演出為他贏得不少回響，他的歌唱事業卻漸被人忘卻。蔣志光曾坦然承認，自己的「歌唱生涯經已完結」。他甚至拒絕於綜藝節目中獻唱，亦對其歌唱生涯絕口不提。箇中之酸苦，不足為外人道！

直至「老表，你好 Hea！」一劇出街，王祖藍專程邀請蔣志光「出山」獻唱，更為其製作 Band 仔角色，安排韋綺姍作為其亡妻，與之於台上共唱「相逢何必曾相識」。這一切，彷彿是為蔣志光，也為香港人重溫舊夢，喚起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出乎意料的是，90 後不以此為「老土」，反而大加讚賞，這更證明出色的流行文化無分時日，只有質素之高低。

總之，蔣志光一生的事業多少反映著香港音樂、電視文化的變遷興衰，TVB 以「赤化電視台」之資，出產到「老表，你好 Hea！」一類略帶本土文化氣息的劇集，已經十分難得。

「雨傘革命」，何去何從：對「可行出路」的探析

「雨傘革命」延續了四十多天後，「退場」、反對聲音不絕。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等人率先鼓吹上京與中央領導人會面，企圖化解僵局，為「退場」找下台階。接著，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於網上發表長文，促請泛民派出一位超級區議會議員辭職，實行變相公投，藉著公投結果向港共政權表達真確、具可信性的民意 (可信性來自具體的一票)，為革命開拓可能的出路。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日前又建議，視乎港共釋出善意的多寡，縮小三個佔領區的範圍。

雙學、梁氏的意見迥然不同，但催生出的反應則一：劣評如潮。可是，隨著「雨傘革命」的參與者日少一日，聲勢已不如 928 前後般浩大，運動要走下去，當選擇什麼道路，這實在值得我們深思。

上京注定徒勞，公投已經太遲，縮小範圍言之尚早

在提出可行的出路之前，我們不妨審視一下雙學、梁氏的做法如何不堪。

坊間流傳「學聯上京」有兩個版本。

版本一：周、岑等人打算於亞太經合會 (APEC) 後與總理李克強就著政改進行具建設性的對話，化解當前香港的矛盾，並向中央反映佔領人士的訴求。

版本二：「學聯」將分成兩隊人馬。第一隊人馬較有名氣，如周、岑、梁等人，負責「明修棧道」，依出入境程序進入內地。這隊人馬志不在成功進入內地，而在「聲東擊西」，幫助另一隊人馬 (這一隊人馬較欠名氣，卻負責「暗渡陳倉」) 於看管較寬鬆的情況下順利進入內地，再而於亞太經合會的舉行場地聚集、發難、表達訴求，以貶損中共的面子之餘，亦迫使中共怯於外國的干預而讓步。

就我個人而言，版本二是較版本一吸引的，理由是：它至少是審時度勢、運用智巧之所得。可是，周永康於 11 月 6 日明確表示，「此次赴京和中國官員見面，不是為了挑釁，也不是為了爭取被拘捕而激起更大民情，所以不會堅持在 APEC 期間前往，同時也會按照規矩找中間人，如董建華或港區人大代表范徐麗泰協助安排見面」，版本二只怕是民間對「學聯上京」估價過高的結果。如是，版本一才是「學聯上京」的真相。

但問題來了，在中共、港共、港區人大代表過去一直視佔領運動為「違法」，呼籲佔領者「退場」之下，學聯的如意算盤真的有機會打得響嗎？

事實上，學聯此行要成功，必須通過三大關隘：

第一，中間人 (主要是親中、反佔領的人士) 的出面引見。

第二，與李克強公開商討的機會。

第三，中央願意虛心聆聽、溝通。

第一關其實已經不易過 (案：董建華於昨晚已拒絕學聯的請求，並呼籲學生盡快回校)。退一步，即使董建華 / 范徐麗泰願意引見，李克強就一定答應接見學生麼？彼不可以帶你們「遊花園」，耍你們一頓麼？畢竟焦急的是你們這群「細路」。最後，縱使第二關也勉強通過，要中央虛心與「叛逆分子」溝通，這根本是「癡人說夢話」，全然不知中共是透過革他人的命起家。中共倘若能虛下心來，放下觀念障，維權人士尚會被捕？我們尚需要年年高呼「平反六四」？

當然，我明白「熱鍋螞蟻」、「狗急跳牆」的鬱悶，但學生果真如此，大可自己先退下來，大家不會怪責你們，反而會予以你們掌聲，高路斯於世界杯期間也未有踢滿 90 分鐘，有什麼問題？不過，彼輩一意孤行，抱著對中共的「溫情敬意」、「和理非非」和「快些退場回家」的心態進行種種行動，窒礙「雨傘革命」的內在生命力，這必然使彼輩成為「罪人」，遭到佔領群眾的背離、唾棄。928 前之種種輝煌，今朝因「一子錯」而落得個「滿盤皆落索」，何苦如此！

況且，誠如不少評論家所言，上京這一做法無疑是主動把香港的「高度自治」摧毀。此例一開，日後凡事都要徵詢「阿爺」意見，「阿爺」沒有時間休息固然可悲，但香港將如何自處？傀儡乎？直轄市乎？學聯於此，宜用心思考。

「學聯上京」注定徒勞無功，這是可以肯定的。至於學民黃之鋒的主張，資深評論人李怡早前曾發表一篇文章，名為＜吾愛之鋒，吾尤愛真理＞，以批評黃氏主張之不可行。李怡說：

之鋒長文澄清一個問題，就是辭職公投不是五區辭職，而是超級區議會議席一人辭職，這樣就不會出現民主派少了五個議席的「空窗期」，引致泛民在分組點票下失去地區直選否決權，而讓建制派有機會修改議事規則和通過各種惡法。

超區議席辭職補選的建議是在一年多前的佔中初期，由何俊仁提出的。如果那時即付諸實行，絕對應該支持。可惜拖延了一年多，而現在形勢已發生很大變化，現時無論議題、社會聚焦都與一年前大不相同了。

首先是辭職公投的議題，如果是要不要真普選，或要不要公民提名，這議題在 6.22 電子公投中已有了 80 萬人投票的清晰答案；如果議題是倘若政改不符合國際標準，民主派是否要否決，這一點也在六月公投有了答案；如果議題是要不要否決人大 8.31 決定，那麼從 6.22 公投的結果，答案也很明顯。所有這些議題有重複提出的必要嗎？

人大 8.31 落閘決定正是針對 6.22 公投結果，而雨傘運動就由 8.31 決定引發出來。形勢發展是由匯聚民意，進至公民抗命階段。參與抗爭的市民人數之多無疑使人感意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看到，參與抗爭的並非所有支持真普選的市民，應該說只是支持真普選市民中的少數，具體說大概是 80 萬公投民意的十分一。

這時候發動一次辭職公投，無論設定的公投議題是甚麼，事實上一切議論都會聚焦於佔領運動：是佔領還是反佔領，是繼續佔領還是退場？因為議題是佔領運動，因此中央四年前指令建制派不參與補選的定調絕對有可能改變。如果建制派參與補選，而議題聚焦在佔領運動的話，很難說民主派一定會贏。因為真普選固然多數市民支持，佔領運動則未必獲多數市民支持，這是全世界抗爭運動都不會得到沉默大多數支持的通則。而如果建制派不參與補選，則多數市民仍會同上次一樣，不覺得有競爭意義，民主派得到的票數也不會多，變相公投也就缺乏認受性。

之鋒認為雨傘運動目前呈膠着狀態，可能會漸漸喪失沉默大多數對運動的支持，更不可能在明年三、四月前爭取撤回人大決定，因此要以變相公投來使運動升級。但民意表達的公投並非升級，而是從公民抗命降級，降到與形象欠佳的「保普選大聯盟」爭民意。反佔領代表多少發水民意，180 萬人簽名就由他講好了，多少市民會相信？國際輿論也不會當真實民意報道。莫說辭職公投難有 180萬，就算爭贏了也沒有意思。

佔領運動如何收科？其實這不應該是佔領者去想，而是應該當局去想的問題。佔領運動怎麼突破？練乙錚提出「脈衝平衡法」，即縮小佔領範圍，平時很小、很集中，但有要事時，「群眾空群而出，如同脈衝，再度聚集」；王永平等建議成立「民間多方平台」，在添馬公園舉行多場公民論壇及建立公共交流空間，讓市民大眾可以共同參與，討論題目包括：民情報告內容、人大 8.31 決定、普選方案、雨傘運動的未來方向等等。筆者建議各區最堅定的佔領人士組織「佔領者同盟」，以真普選和擴展聯絡為目標，以洗樓宣傳為手段，並討論散後重聚的方式。這都是佔領運動的升級。

辭職公投的時機已過，經歷 6.22 公投凝聚民意、8.31 落閘，然後公民抗命的雨傘運動蜂起。我們不能寄望明年三、四月間中共港共會妥協改變，但現在是籌措一個開始，而不是一個 (退場) 結束的時候。

李怡的觀察，大抵準確，可謂講中了學民主張的要害。公投不是不可以做，但應該在六月前後。現在公投議題有欠明朗，民意又如是清楚，大家又懷疑彼是為了「退場」而進行公投，這個時間進行公投有什麼意思？有什麼正面作用可以帶來？

細究雙學的主張，其要麼出自「肥佬黎」(「肥佬黎」數月前曾撰文頌揚習近平，「乞求」習總給予香港人「真普選」，猥自枉屈) 的主意，要麼出自泛民、社民連、人民力量的想法。這些所謂「政客」，過去拖香港民主進程之後腿，今天卻依舊陰魂不散，開一群年輕、有大志的大學生玩笑，其卑鄙可恥，令人齒冷！於此奉勸雙學一句：被「肥佬黎」、「佔中三子」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泛民、社民連、人民力量牽著鼻子走，也不算好漢 (改自胡適的話語)。

至於梁家傑的建議，其驟眼看來富麗堂皇，實則不切實際。港共政府有什麼跡象令彼覺得釋出善意？彼又如何確保港共日後不會「秋後算賬」？在港共「咄咄逼人」之下提出「縮小三個佔領區範圍」的高見，這未免言之過早了。「堅定抗爭意志」仍是當下的首要急務。

「雨傘革命」的可行出路 (上)：兩個層面的「升級」

然則，「堅定抗爭意志」如何可能？「雨傘革命」有什麼可行的出路？答曰：將革命「升級」。

說到「升級」，有人覺得很忌諱，以為是破壞「雨傘革命」。其實不然。我此處所說的「升級」主要是指： (1) 豐富本土論述 (2) 建立民間自衛糾察隊。

(一) 豐富本土論述 (這看法參考陳雲於「本土論壇」發表的見解)

毫無疑問，「雨傘革命」之所以出現，主要是為了爭取「公民提名」，反對人大「落閘」的決定。然而，單靠「爭取真普選」以招攬群眾，「雨傘革命」亦出現不了。畢竟，沒有差佬那 87 枚催淚彈、政府「死不認錯」的強硬姿態，不少群眾是不會走上街頭的。民主制度、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對這部份人來說根本可有可無，他們大可以選擇移民他方。他們當日之所以走上街頭，聲援示威者，更多是因為忍受不住心中那份不安感 (孟子稱之為「怵惕惻隱之心」)，希望為示威者做一些事，避免他們受到差佬的迫逼。故此，「雨傘革命」的成功，與其說是由「香港人覺醒到民主、自由的重要」引致，不如說是香港人「對自由、民主的覺醒」、義憤相互交織的產物。

不過，事過境遷，隨著時日的推移，差佬已經不再如 928 當晚進行大規模清場，而差佬接二連三的毒打佔領人士、勾結黑社會勢力，這亦慢慢令香港普眾大眾改變原有想法，視「黑警」的出現為理所當然，不復有反抗之心。當初的義憤填膺，盡變成今天對佔領者的揶揄、嘲笑、不耐煩，「雨傘革命」跛足了！既已跛足，要促進革命繼續下去，重新建立論述以鼓動群眾現身、留守便顯得十分必要，否則人數日益減少，革命運動終有一日會步入自然死亡，無疾而終。

可惜的是，今天專門從事講演、論述以鼓動群眾上街的人甚少 (只有「熱血時報」、My Radio 等較為成功)。佔領者益對前路感到茫然、絕望，選擇離開，一部份原因正在於此。

要解決此一困局，豐富論述勢在必行。論述要有目的，而我們的目的既是要「鼓動更多群眾現身、留守」，通俗、淺白、明快的講解、寫作方式自然必不可少。魯迅嘗言雜文是「匕首」，強調政論文章必須言簡意駭，方便大眾閱讀。又言寫雜文猶如「投鎗」，重視政論文章的一語中的、一針見血。今天我們展開講演、論述，仍必須恪守這兩條基本原則，加上深入淺出的例子、適量的幽默，當群眾漸漸被文字、言說的魔力所感染，他們自然樂於站出來，留守佔領區 (過去不少大學教授、學生以為文字冗長就能夠把事理說清，加強說服力，這是愚不可及的做法。試想一名地盤工人怎會忍受得住「長篇大論」的演說，讀到三四千字？)。

除了採取精簡、一針見血的方式論述事理，事理亦應該與群眾生活貼合無間，這才易於激起群眾的共鳴。以「爭取真普選」為例，彼說民主本身就是一種好，可促進大家理性能力的運用、正義感的彰顯，令大家居於香港有「在家」的感覺，這不是沒有道理，但對於「手停口停」的打工仔女來說，這能帶來震撼嗎？不能！相反，當我們說「冇左真普選，香港政府就係由阿爺話哂事，大陸人就會入黎搶工、搶學位、搶奶粉，仲要話你講廣東話係歧視佢，迫你北上開荒，你下一代仆梗街啦，死無葬身之地。咁樣，我地邊有可能唔爭取民主？唔爭取真普選？」，這就來得震撼了、具刺激性了，原因是：一來講述淺白、易明，二來所引用的理由較貼身、生活化。

我讀大學時的一位導師覃俊基 (他同時是左翼廿一的成員) 曾於＜從左翼的觀點看五區公投＞一文中說：

......筆者曾聽過一種所謂「公投至上論」，即是次五區公投的運動中，大家應該將集中力全放在公投，其他的社會議題，例如最低工資、城市發展等等，應該盡量少談。就基本的策略而言，筆者是認同這種宏觀視覺的。最不能接受的是某種「百花齊放論」，即不同的社會議題都是看齊的，沒有優先性，應該各自表述。這種想法無論是從理念上還是實際上均屬可笑。在理念上，政經宏觀制度對於社會的影響力自然是最為龐大，其牽連之廣遠非任何個別議題可以相比；在具體政治上，五區公投所遇到的阻力就是其力量的最佳寫照——即使我們覺得五區公投是多麼可笑，或是多麼的遠離實際問題或是群眾，中央政府對於公投打壓的力度，均非任何社會議題可以相比。而在這樣的情況下，若我們還是沒有起碼集中力量的覺悟，毋寧是妄顧政治現實，以及基本的社會分析。

但縱使筆者同意這種宏觀視角，其背後的理念卻完全錯誤。如果五區公投是為了所謂民主的話，那是為了怎麼樣的民主？從社會民主的分析來說，形式民主雖未至毫無意義，但距離我們對於政治參與的想像卻是遠之又遠。「公投至上論」所犯下的錯誤，正正在於它背後的形式民主預設。不能否認的是，形式民主在香港有其久遠的傳統。一直以來的民主論述，可謂完全被形式民主的意識形態所支配。讓我們回想一下所謂的「民主大事」：經常被提的廿三條（政治自由）、二三十年來的普選爭論（政治民主）、或是與中國大陸人治對揚的所謂法治精神——這不正正就是形式民主的鐵三角嗎？還有所謂「全港 vs. 地區」，或是「政治 vs. 民生」的議題二分，更是一再鞏固既有的意識形態，完全將社會民主想像排除出我們的政治願景之外。再推廣公投至上論，不單在理念上成為統治階層的共謀，在實際上更是自絕於貧苦大眾。當我們望清現實，低下階層絕對有理由無視所謂形式民主運動：原因不是如某些人想像，在經濟的壓力下他們對理想沒有興趣，而是在沒有社會因素的配套，他們終究無法獲得實質的民主成果。

這篇文章發表於 2011 年「五區公投」前後，其部份分析或已顯得不合時宜。但重要的是，箇中強調政治民主、社會民生之結合為一，密不可分，這於當下「雨傘革命」的持續仍是有所啟發的。近人每以「我也贊成爭取民主，但影響他人生計就是不好」詰難佔領人士，佔領人士多一笑置之，不復多費唇舌。其實，只要佔領者多把「雨傘革命」所欲爭取的制度、權利與社會民生的種種關係揭示出來，低下階層、中間派人士未嘗不可能被動搖，轉而同情革命。這不是「不能」，只是佔領者過去「不為」而已。

而一旦「爭取真普選」是為了「避免阿爺話哂事，阻止大陸人前來香港迫害香港本土居民」，這必然令我們要高舉「本土派」的大旗，所謂「扎根本土」。事實上，922罷課當日，學聯就曾經提出「反殖」的口號。「本土意識」根本是「雨傘革命」的精神命脈，不容致疑！今天「雨傘革命」呈現衰竭，此乃「扎根本土」未能徹底所致 (這由「學聯上京」已可略見端倪)。它要重拾生命力，更多的香港人必須覺醒自己不是中國人、中港融合是一場滅族的大災難、「雨傘革命」是香港本土自救運動，而這則有賴於大量深入淺出的「本土」論述、演講。

總言之，立足本土，剖析民生、「雨傘革命」之間的關係，建立簡明的論述，是革命「升級」的一個方面。

(二) 建立民間自衛糾察隊

另一個層面的革命「升級」是建立民間自衛糾察隊。這與差佬之「墮入魔道」直接相關。

11 月 6 日凌晨，旺角佔領區再度發生衝突。差佬以一名佔領者「利用手機閃光射照前線警員」為理由，向佔領人士發難，大舉施放胡椒噴霧，更有佔領者於衝突中被打至盤骨碎裂、頭破血流，流下現場血跡斑斑，見證著差佬的暴行。翌日，江 sir 嚴厲指責佔領者故意挑釁，乃激進分子，其又聲稱警察並未打傷示威者，極盡曲解之能事。

由上述事件，差佬之失去理智、對佔領者充滿仇恨是十分清楚的。試問這些人如何可保障佔領者日常的生命、財產安全？其又怎會理會佔領者的求助？尤有進者，隨著主流傳媒故意抹黑、司法獨立漸趨崩潰，受害者更是投訴無門，沒有一條可行渠道以取得合理的補償。當司法、執法機關皆喪失其原有職能時，這意味著政府不成其為政府。社會進入「無政府狀態」，民間自衛糾察隊的設立何嘗不可？

當代政治哲學家諾齊克 (Robert Nozick) 於《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中指出，政府的雛型近似於一家帶有保安性質的公司。其憑著有效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於自由市場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最後贏得所有人民共同接受其管治 (即保護)。可是，一旦政府無法為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提供保障，其即失其成為政府的資格。這時候，由人民共建的新政府便有道德上的理由將舊政府取代。

將諾齊克的理論套用於今天的香港，佔領人士怎會沒有理由自組民間自衛糾察隊，以備警方的進犯？民間自衛糾察隊，顧名思義，不是用來衝擊警方防線的。其只是負責維持佔領區的日常秩序，於差佬衝擊時予以頑強抵抗 / 保護老弱幼小脫離險境。它基本上是防守的，卻不是進攻的、挑釁的。

而礙於佔領人數不多，「全民皆兵」的理念可暫時用於組建民間自衛糾察隊上。直至佔領人數高達成千上萬，「全民皆兵」的理念才應該被取代。

民間自衛糾察隊一經組成，由群眾自發擔起保衛他人、守望他人的重任 (卻沒有任何一人充當領袖)，加上長期佔領街道所帶來的充足物資、彼此間的默契，佔領區要長期固守，並非完全不可能 (中共武力清場除外)。

「雨傘革命」的可行出路 (下)：關注國際局勢，尋找突破機會

從事本土論述、建立民間衛隊，這是佔領者在已有基礎上可以做的事。然而，徒靠兩個方面的「升級」以博取中共的讓步，這只怕仍有點天真。

要令一極權政體生怕，方法離不開以下兩種：一是以牙還牙 (中共迫國民黨離開大陸便是一好例子)，一是聯合其他軍事強國以脅迫之。香港一直以來缺乏強而有力的國防保衛軍，其注定無法使用「以牙還牙」的方法。於是，「聯合其他軍事強國」對「雨傘革命」的成敗就顯得異常關鍵。

綜觀現時世界格局，英國出於「條約的道義責任」，其最有可能同情、協助「雨傘革命」。至於美國、日本，它們一直在東北亞一帶蠢蠢欲動，中共一旦按耐不住，先下手為強，形勢逆轉亦未可知。至於英國的老盟友法國、老敵人德國，它們會否因為和英國的種種而決定支持「雨傘革命」，這亦不好講。

正因國際局勢充滿著變數，只要佔領人士時刻留意有關消息，作出相應的部署以作配合，尋找突破的時機，「柳暗花明又一村」指日可待。

總結

「雨傘革命」是一場香港自救的運動。它的出現，注定是「無得輸」的。它一輸，香港的本土人民將被淘汰剩盡，香港過去的優秀文化、核心價值亦將會歸於消亡。香港淪為半死不活的「喪屍」，出醜於這人間世。這代價實在太大了，香港的下一代是承擔不起的。故此，我們必須畢其功於一役。

況且，據上文粗略分析，出路並不是完全沒有的。我相信，只要每位香港人堅定信念，繼續走下去，曙光必定重現香江！

反智風盛，香港淪喪

現今的香港正瀰漫著一股反智的氣氛。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將使用時麾社交工具 (如面書、Whatsapp) 的佔領者視為「勾結外國勢力」後，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日前大發謬論，聲稱「只要大家相信，佔領者勾結外國勢力就有證據」。這種「不要問，只要信」的態度，原本是歐洲中世紀宗教迷信的特色所在，今天卻體現於香港的立法會，委實令人感到可悲！

當然，立法會出現這些荒謬的情況，並非沒有原因。香港人以往對政治的冷感、建制派之一意投共、三權分立漸告瓦解，這些都是可能的理由。不過，有一點值得特別強調的是，反智的氣氛不只出現於政界內部，更出現於香港社會整體，這才是更大的問題。

舉例言之，不少普眾大眾至今仍對瘋狂的「差佬」、港共政權帶有一絲絲的體諒和同情，他們批評旺角佔領群眾令「雨傘革命」變了質，香港已走進暴亂的邊緣。他們卻不了解港共正在進行殖民侵略，「雨傘革命」何以為一場「革命」。他們更不明白「差佬」已經變成了當權者的爪牙、羽翼，失去了「公正執法」的功能。當眷戀、懷緬過去的主觀情感磨蝕客觀思想之敏銳力，香港反智風氣於是得以盛行，政界中人的無稽之談只不過是這一反智風氣下的其中一種表現而已。

反智風氣於中國歷史中亦曾經出現：一是明末清初，一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明末清初的反智浪潮，由顏習齋開其首，但不久即中絕，代之以「鑽故紙堆」之訓詁考據，中國人之道德精神自此塌陷，不復上提。至於「十年文革」之反智浪潮，更是對中國文化連根拔起，使中國內地不復成為中國。「反智風氣必招惡果」，這是歷史的教訓，港人宜慎思之！

「雨傘革命」的特質：以「法國大革命」作對照

近日不少人喜歡以世界歷史的事件與「雨傘革命」相提並論，但大多顯得不倫不類。

查史美倫將香港人爭取「真普選」、「公民提名」類比為美國黑奴爭取平等投票權。這除了是對香港人的賤視、侮辱，反映出其權貴嘴臉之外，全無事實根據。至於周融把佔領街道類比為日本皇軍之佔領香港，這更是其潛意識作祟 (其潛意識一直認為「凡是支持佔領的人皆是港英餘孽、港奸，想置中國於死地」)、「鬼拍後尾枕」之空言，大而無當。

可是，拋開這些奇形怪狀的類比不論，網民往往並提「雨傘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這倒值得我們深思。

「法國大革命」發生於 1789 年。它之所以出現，一部份原因也和政治制度有關。

且說大革命前夕的法國，由於連年征戰，國庫空虛，路易十六於是召開三級會議，期望在會議上通過加稅以解決財政危機。當時，投票制度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級是教士，第二級是貴族，而第三級則是平民。若採用一人一票制，第三級的平民固然擁有絕對的人數優勢。可是，當時議案的表決是以級為單位。儘管平民的代表全數支持某一議案，這亦只算作一票。只要教士和貴族兩級共同投下反對票，該議案即通過不了。法國人民因此要求政府改革投票制度，卻遭到路易十六拒絕。路易十六更阻止第三級代表參與三級會議。法國人民迫於無奈，遂發表中外著名的「網球場宣言」，宣佈自行成立國民議會，掀起「法國大革命」的序幕。

香港的「雨傘革命」亦肇始於政治制度。香港人經歷了三十多年對民主的堅持、爭取，本打算於 2017 年全面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不料中共、港共非法政權以「一旦落實雙普選，工商界的利益將不能被顧及，政府政策只會向低收入人士傾斜」、「反中亂港人士將有機會成為特首，危害國家安全及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為理由，一刀切的否定「公民提名」 (俗稱「落閘」)，立法會內功能組別的廢除更是遙遙無期。這激發起年輕一代利用公民抗命 (包括罷課、佔領) 的方式以改變現時之困局，重奪香港之未來，「抗命不認命」，「雨傘革命」由是展開。

不過，「雨傘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雖有若干近似的地方，它們卻有更多迥然不同之處。

首先，「法國大革命」以攻佔「巴士底監獄」而正式開始。「巴士底監獄」興建於中世紀，乃法國專制統治之象徵。它被攻佔，反映法國人民希望推倒專制、威權的決心。又據史書記載，「巴士底監獄」藏有大量武器、彈藥，人民奮力攻佔「巴士底監獄」，這暗示「法國大革命」的本質是暴力的、流血的。相反，「雨傘革命」以雙學重奪「公民廣場」為起始。「公民廣場」乃 2012 年反國教事件參與者聚集、發表意見的地方，象徵著香港人公民意識的覺醒，對自身權利的重新正視。雙學意圖奪回「公民廣場」，這是香港人對自身基本權利奮力爭取、高度正視的表現，卻不是推倒專制、威權的架勢。又「公民廣場」無險可守，差佬得以迅速展開包圍，這亦暗示「雨傘革命」的本質是和平的、理性的。後來革命雖因差佬施放胡椒噴霧、催淚彈而「遍地開花」，但它基本上仍是沒有走向暴力、流血的趨向，這和「法國大革命」時「巴士底監獄」的管理者被群眾拖出來毆打，再用刀亂刺，最後被斬首成一鮮明的對比。

其次，「法國大革命」進行時，其在法國境內幾乎未有遇到波旁王朝的極力壓制 (路易十六不久更被送上斷頭台)，壓制力量更多是來自國外的專制政權，如奧地利、普魯士等。「雨傘革命」進行時，其在香港本土幾乎盡被中共與港共政權、主流傳媒極力打壓、抹黑，支持、聲援的力量主要來自國外的傳播媒體 (如 BBC 和 CNN )、華裔學生。

其三，「法國大革命」隨時日推移而不斷「升級」 (即使用暴力，乃至大肆殺人)，「雨傘革命」則礙於「沒有大會，只有群眾」與「和平理性」原則，對「升級」與否仍存在分歧。「雨傘革命」的佔領者反對使用暴力，而是透過不同類型的藝術、表演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其因而造成香港「文藝復興」的燦爛景象。

「雨傘革命」、「法國大革命」既有這麼多不同之處，其不能相提並論、混為一談，可想而知。

假若「法國大革命」的結果是路易十六被殺、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出現、拿破崙復辟帝制而一人獨大，「雨傘革命」的結果必然沒有如此震撼，如此戲劇性。事實上，觀乎周永康主張辭職公投及上京訪李克強、梁家傑鼓勵縮小佔領區的範圍，「雨傘革命」不至於壽終正寢，這已經是萬幸了！

 

 

 

「雨傘革命」照出教授醜態

「雨傘革命」剛剛「滿月」，大學教授們紛紛退出、批評佔領運動，令人心酸。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相繼表示，會重返大學校園「復教」，間接淡出佔領運動。事前，與戴耀廷同樣執教於香港大學的著名政治學者陳祖為教授，曾於有線新聞一個訪問中嚴厲表示，對學聯堅持留守金鐘感到失望。他又指出，學生不知極權政府的頑強性，一時的撤退不代表失敗。戴耀廷的同事、港大法律學者陳弘毅教授更認為，人大決定乃中央權衡輕重的結果，是中央堅決於香港落實民主普選的底線。學生應該汲取六四屠城的教訓，現在叫停佔領行動，這仍然算贏。否則，反效果很可能出現，適得其反。

這些學者的「妾婦之態」、退縮不前、不敢得罪「阿爺」，固然醜陋不堪，令人側目。不過，他們語帶嘲諷、心有不甘、目光短淺，這才是令人深感惋惜的地方。

戴耀廷解釋「復教」的理由說：作為一個 50 歲以上的人，自己在體力上和其他方面都不能和年輕人相比，況且自己需要協調情緒、體力，以及與家人之間的關係，故決定返回大學「復教」。

彼輩似乎不見金鐘、旺角佔領區有年逾八、九十歲的老人家在身體力行地支持佔領運動，不畏死亡的呼召；亦不知有中學生為了堅持自己的立場而與父母反目、有中產人士故意辭去原有工作，全身投入革命行列。彼輩大條道理說自己「復教」如何合理，這根本是壓根兒的自私自利，說不過去。這類人躲在「象牙塔」做大學者尚可以，但要擔當起救港救民的道德重任，他不配！他沒有這樣的資格。

他又說，現時的佔領街道不是「和平佔中」，而是「雨傘運動」，暗示淡出也不會為運動帶來什麼負面影響。這本來沒有什麼問題 (因「和平佔中」的確於 928 港共施放 87 枚催淚彈當晚宣告撤退)。但是，這說法出現於廣場投票被擱置之後，加上「政府主要都係搵學生傾」等疑似賭氣的話語，這就不免令人猜想：「佔中三子」與「雙學」爭奪領導權失敗，只好黯然退場。問題是，「雨傘革命」明明沒有大會，只有群眾。倘若「三子」果真因為爭奪領導權失敗而賭氣退場，這不是有失風度、過於小氣麼？

同樣道理亦適用於陳祖為身上。

陳氏表示，作為學聯背後的「軍師」，他本來希望學生能夠讓步，與政府進行善意的溝通。不料學聯於首次對話結束當晚，即在金鐘宣佈堅守三個佔領區，與他的想法大相逕庭，令他大失所望。他認為，學聯是時候考慮退場，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

彼輩似乎不知學聯諸生也有自己的想法，而只視學生為達到自己目的之棋子、工具。彼輩亦不知學聯背負著三個佔領區的群眾的目光，而只知妄自尊大，置學生之難處於不顧。這類人或可作一「書齋型」的學者，與世隔絕，但要成為一春風化雨、體貼學生的良師，只怕有心無力！難得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以「相信陳教授的出發點是善意的，只是大家對運動的目標或形勢判斷有所不同」回應，學生的大方得體不是比所謂大學者來得更有風度、更有氣量麼？

至於陳弘毅，他本來就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是認同中共對香港有合法管治權的。香港現時所處之「滅族」危局，他根本有份推波助瀾 (儘管未必是有意的，也不是主謀)。然而，他不但未能反省自身的錯誤，反而呼籲年輕一代不要得罪「阿爺」，否則不得好死。這是何等的無知！何等的歹心！我明白，六四的幽靈或許纏擾陳教授一生，大中華情意結亦不容易消解，但這皆不能構成拖學生後腿的理由。世上焉有一人追不上時代的步伐，就要所有人也追不上時代步伐的道理？

教授們諸般醜態，顯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乃大學制度內潛藏已久的疾病。「雨傘革命」將之照得原形畢露，迫使其失去影響力，這多少有助革命運動的持續、發展 (如「佔中二子」之淡出可為運動升級、「本土化」留有餘地，便是一例)。畢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現今「秀才」既去，佔領由群眾 (學生亦成為群眾之一部份) 主導，勝算必定大增。

中共注定無法民主化：論田北俊被撤銷政協委員資格

身兼中共全國政協委員、自由黨黨魁的田北俊，於 10 月 25 日發表促請 689 辭職的言論。事隔四日，全國政協常委會即動議撤銷田北俊的政協委員資格。10 月 29 日下午，全國政協常委會首次引用政協章程第 29 條，表決通過撤銷田北俊政協委員資格的議案，理由是：田北俊曾公開促請特首梁振英考慮辭職，沒有依照政協早前的決議支持特首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據出席會議的陳永祺透露，有關議案共有 267 票贊成，2 票反對，3 票棄權，乃全國政協常委會大比數通過撤銷田北俊的政協委員資格。又陳氏引述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所言：「田北俊仍然係一個團結 (案：即「需被統戰」的意思，因他同時代表香港商界) 嘅對象。佢亦講得好清楚，今次係個別事件，與自由黨完全無關」。

田北俊促請 689 辭職，其實並非純粹的「唱反調」、「倒戈」，而是有堅實的理由作為背後的基礎。

田北俊表示，現時本港的局勢已非佔中、學生爭取普選的問題，而是管治問題，內有立法會泛民發起的「不合作運動」，外有市民佔領銜道、對法庭禁制令視若無睹，這很容易令香港日後走入不能管治的地步。而要解決箇中困局，關鍵就在 689 身上。他因此呼籲 689 考慮請辭，不要再戀棧權位，將香港推入絕境。

作為一位建制派的代表人物，能夠本乎自己的理性判斷發出由衷之言，這已經需要極大的勇氣，甚為難得 (是故田少後來頗能贏取金鐘佔領區人士的支持)。可是，另一方面，中共冥頑不靈，對絲毫異見也不能容忍，這反映它十年如一日，所謂「共產黨已經變左好多」完全是謊言、假話。

中共的創黨人物陳獨秀曾經說過：

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 (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 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與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我的根本意見＞，收錄於《陳獨秀的最後見解》)

值得注意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今天的中共，連些微反對聲音也接受不了，更遑論是容納反對黨派的存在。創黨人的告誡，今天竟成為「耳邊風」！可悲的是，一天政府欠缺反對黨派、多元聲音，一天政體依舊是獨裁、專制，不是民主。中共近年屢言「民主轉軌」、「政制民主化」，卻對箇中關節無法拿捏，這著實令人失望。

當然，中共堅持「一言堂」的政治氛圍，維持一黨專政，這和它內含蘇共的毒素有關，此乃一歷史之沉澱，不易革除。我想指出的是，對於香港人而言，與其寄望這樣一個「死性不改」的政權來個「頑石點頭」，給予大家真普選，倒不如爽爽快認清客觀事實，再與這一政權決一生死戰 (這裡所說的生死戰，不是「和理非非」那種，而是用勇武不屈的手段、戰略與中共對抗)。

田北俊本乎自己分析所得而發表意見，這是令人欣賞的 (和其弟田北辰相比，後者更對中共投鼠忌器，不敢造次)。不過，有佔領者希望爭取田少支持佔領，這未免過於天真。畢竟田北俊是屬於建制派，他始終同意「雨傘革命」背後有外國勢力介入、佔領者的行為是違法的。歡快過後仍需要運用理性，佔領人士切忌樂極忘形 (近日佔領區不斷出現習近平撐傘圖像，這明顯是另一樂極忘形的好例子)，必須有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