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度使」的設置
開元二年 (公元七一四年)
十二月，甲子，玄宗首次設置「隴右節度大使」，負責統領鄯、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疊、宕十二州，由郭知運擔任。
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領鄯、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疊、宕十二州，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為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不久，玄宗又設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幽州即范陽)，負責統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
是歲，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郭知運於開元五年 (即公元七一七年) 曾大破吐蕃。
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由此可見「節度使」的設置，最初是為了應付強大的吐蕃、契丹。
開元七年 (公元七一九年) 年底，玄宗始於西南設置「劍南節度使」，統領益、彭等二十五州。
是歲，置劍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十五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而由於西北邊事的需要，玄宗又加設「朔方節度使」，時為開元九年 (公元七二一年) 十二月。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一年 (公元七二三年) 二月，玄宗廢棄原有的天兵軍、大武軍，改以大同軍為太原以北節度使，統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
己巳，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為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其他節度使還有河西節度使、磧西節度使。
（開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卒。（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二年，公元七二四年）春，三月，甲子，起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等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二十年 (公元七三二年)
十二月，玄宗進一步加強幽州節度使的權力，以幽州節度使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洛、貝、冀、魏、深、趙、恆、定、邢、德、博、棣、營、鄚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
是歲，以幽州節度使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增領衛、相、洛、貝、冀、魏、深、趙、恆、定、邢、德、博、棣、營、鄚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二十九年 (公元七四一年) 十月，壬寅，玄宗又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
壬寅，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節度使」的設置，多少有助唐室抑制吐蕃、契丹，加強對東、西北兩邊的控制。
然而，隨著時日推移，「節度使」的權力日增。加上「節度使」的職位後來漸由蕃將所擔當
(原先多由漢人出任，李林甫為相後有所改變) ，「外重內輕」、「尾大不掉」等動亂因素，終蘊釀在「節度使」的設置之中，靜待爆發的時機。
「彍騎制」的施行
早在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玄宗已聽從當時的宰相張說的建議，改行「長從宿衛」(即所謂「募兵制」)。
事緣唐室規定各地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
(案：即剛成年便加入府兵的行列，至六十歲才可脫離)」，而擔任府兵的壯丁的家庭卻往往不被朝廷免除雜務、徭役，以致府兵的家庭漸趨貧弱。為了改善家中困境，府兵只好紛紛逃離軍伍，造成「逃亡略盡」的情況。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府兵乃唐室的主要軍事力量，士卒逃亡的情況不容忽視。有見及此，張說向玄宗提議，招募壯士宿衛京師。宿衛京師的兵士，其家不用負擔額外的雜務、徭役。張說預計，新措施將可吸引剛逃亡的府兵士卒重返軍伍。玄宗接受張說的建議。
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十日之後，京師得精兵十三萬。「職業軍人」自此出現在唐朝的歷史上，所謂「兵農之分，從此始矣」。
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一年 (公元七二三年) 十一月，玄宗又命蕭嵩 (前後梁君主梁明帝的玄孫)
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挑選府兵及白丁十二萬，宿衛京師，稱「長從宿衛」。
戊子，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十三年 (公元七二五年) 二月，乙亥，「長從宿衞」之士改稱「彍騎」，總兵數十二萬。
乙亥，更命長從宿衞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衞，總十二萬人為六番。（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十六年 (公元七二八年)
，玄宗改「彍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並規定「士兵分成五組，輪流宿衛京師，每年批准一組將士回家沐浴洗澡，每五年重覆一次」。
壬辰，改彍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十二月，丙寅，敕：「長徵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錢穆《國史大綱》嘗論唐代「府兵制」之失效源於人道精神的喪失，觀乎「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錢氏之評論確實允當。
又張說提出「彍騎制」，免去宿衛兵士的家庭負擔額外的雜務、徭役等義務，這更多是一補偏救弊的做法，而非在本質上有異於「府兵制」。錢穆言「彍騎制」乃「府兵制」的縮小範圍，這說法頗得史實之真相。
最後，《資治通鑑》記有以下一條：
壬子，敕以役莫重於軍府，一為衛士，六十乃免，宜促其歲限，使百姓更迭為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這條所記為開元八年 (公元七二零年)
二月初之事，比「長從宿衛」施行的時間先於兩年。當時，「役莫重於軍府」的情況已經出現，致使玄宗需要規定衛士年滿六十即可免役。倘若「府兵制」體現著人道精神，「役莫重於軍府」根本不會出現。這正好反映錢穆「『府兵制』之失效源於人道精神之喪失」的論斷無誤。
裁減邊兵
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張說以邊境無強大入侵為理由，奏請玄宗罷廢邊境士卒二十餘萬，使之返還鄉間，從事農業生產。
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玄宗初時不免生疑，但張說以自己的軍事經驗、全家百口的性命保證自己建議的恰當，玄宗終於接納。
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相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