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東遷洛邑，自此以後之周即為東周。東周分二時期，一為春秋，一為戰國，前者之得名源於孔子之春秋一書，後者則因戰國時期之戰事劇烈，故名之。
東周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之輝煌期，先秦四家哲學之形成，商業之加倍發達等，皆出現於東周。但這一切皆不是平頭而起，必有相關之因，現先略說春秋初年政局之形成。
平王東遷，代表著在上者不能盡其責，在下之諸侯因而不再聽從及尊重周室號令。一時間，諸侯各自獨立成一國，出現四分五裂。然而，這種不聽號令的情況不只是見於諸侯及天子之間，很快各諸侯亦相繼被國內之卿大夫僭越其位，篡弒兼併不絕，在下逆在上，在下又更被更下的所逆，社會陷入一片混亂。這種狀況多少是有理由，但其由何在？
其理由即在封建制的崩潰更導至社會倫理規範的瓦解，人民無既有的規範約束，即告以下逆上。這或需更深闡述。如上文分析，封建制乃是以血緣鞏固統治，而為了令其更有效而不至易生逆亂，周公又創了禮樂，實則即希望社會上下，包括天子諸侯盡其位份，因而達國治。在天子有道，封建禮樂可行下，諸侯自會守其為諸侯之道，卿大夫也會守卿大夫之道，這某程度上是提供了一合適的行為規範予所有人，讓人可知一舉手一投足該如何才是正當、合理，而這行為規範長久流傳，在各人心中逐漸根深柢固，實早已形成了一種不可違逆的性質，所謂「天經地義」，有其名，行其為，不行別的為，行為規範之義可見。
可是，自平王弒父後，大家開始懷疑這種「有其名，行其為」之方式，何以為子可以殺父？又為子可殺父，哪麼為諸侯何以仍要善尊天子？這一懷疑先促成部份諸侯的獨立割據。但這顯然只是懷疑促成的一個層面，向下而往，我們可推知大夫必然亦問：「天子、諸侯也有其名而不行其為，我何必仍要尊侯尊天子」，至此，即造成全國的下向上僭越及篡奪。
這裡又需補充一點，由懷疑生不尊之心至潛越弒君這是有一個階段的，何以前者必然促成後者？這可如下解釋：西周以往「有其名，行其為」的長久流傳的行為指引、規範至此失去效用了，也令人懷疑它不是如此的正當，但他們除了這套行為規範外，又有沒有另外一套行為規範呢？沒有，哪麼他們行為時該如何呢？世上既無特別合理的行為，即一切行為皆被允許，而一切行為中人又最愛能令自己得益的行為，荀子言好逸惡勞乃人之天性是也。令自己得益最大莫過於為一國之首，次則為有大量金錢及自己心愛之女人，結果僭越君位、與君之妻通姦等相繼出現，這即全由行為無一絕對規範限制所造成。
宋儒言：「存天理，去人欲」，人欲，為過量之欲望，失範社會，人欲必橫流，行為為欲所驅，整體秩序必然失控，春秋即為這樣一個時代。
以上是針對東周內部言，對外方面，自申侯引犬戎入侵後，犬戎即對西方時常構成威脅，周平王雖東遷而把鎬京一帶地封給秦，但問題仍不能解決。北方則有北狄之進犯，北部封國深受其害，此種劣境，也為春秋時期政局之一面。
當然，最要者為周室威信之大削。平王已不再為各諸侯所尊，如何仍可確保周不至被滅，此實為周室之憂心大事，這也是當時之政局。
概言之，我們可謂失範、外族入侵、周室待被保護，即構成春秋初年之政局。
此政局下不久為霸政的出現提供了條件，春秋以後在歷史上被提及，也在於其有「尊王攘夷」之霸政。
我們可問失範、外憂等何以會有利於霸政？要於此處解釋，宜引入一些概念幫助闡釋：
西方社會學曾言人對傳統的改變總是懷著一種拒變的心態，或多或少。我們之所以有這種心態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為我們自小即以此為己之世界觀看世界，一時之改變，實令我們失去了看世界的方式，故我們拒變。但姑勿論如何，拒變在大變遷發生時必出現。
依此思路，中國春秋時代較之西周無疑是一大變，在此大變中，有人無疑已因時而變，進入失範的境地中；但中國乃一念舊之民族，況且禮樂、正名、尊周室之觀念早已植根人心逾百年，這決不可能有人完全不拒變，必然有大部份諸侯仍對傳統重視。而就是因這番重視，有人倡尊王攘夷才會有人響應，霸政才有可能出現。
霸政者，孟子曰：「以力假人者霸」，可見其必尚武力。以軍事力量聯合諸侯達至尊王攘夷之目的，這便是霸政。因其涉及聯合諸侯，故會盟乃當時之要事。而要令不太尊傳統的諸侯支持自己，且要打敗強橫的外族，軍隊的善戰及兵器的精良又不可少，軍事支出則建基於國家的龐大收入上，故富國及強兵皆為當時各國之要務。一旦有一諸侯國能富能強，且願意負起尊王攘夷之重任，霸政出現，此諸侯即為霸主，春秋第一個霸主即為齊桓公。
齊桓公，原名小白，即位前曾屢遭險阻（詳見馮夢龍《春秋列國誌》），及後在位時用管仲、鮑叔牙為相，開發齊沿海海鹽之利，積聚國富，再以嚴格之軍事訓練建立善戰之軍隊，至此，齊成為第一個完成富國強兵的國家。桓公於是一方面驅逐夷狄，一方面介入東周王室內亂問題（詳見傅樂成《中國通史》），並與諸侯會盟於召陵，桓公遂為春秋五霸之第一霸主。
不過，桓公後來逝世，齊之霸政終不繼。於此，宜說明兩要點。
首先，霸主不是世襲制的，它是一個以武力高低及諸侯的響應度為標準的制度，不是血緣，故桓公一死，國內大亂，齊即不復霸政，由此可見。其次，管仲、鮑叔牙皆是齊魯法家之人物，後來又有晏嬰，也為齊魯學之人物。齊魯學強調如何令國家致富，和三晉法家，即秦商鞅等人所用的不同，後者則較注重軍隊的訓練及強大。二大法家思想，皆是對春秋戰國影響深遠，隨著以後的敘述，我們將見由春秋至戰國，實是一個迫令所有國家「法家化」的過程。
齊桓公以後有晉文公，晉文公為公子時名重耳，其承繼諸侯位之過程亦遇險阻（詳見傅著），大致最後是由秦穆公協助下而得登位，其亦為穆公之女，懷嬴之婿。秦晉這段姻親關係，一方面使秦不敢向東進犯，一方面也加強了晉之地位。文公即位，亦行富國強兵之法，而早在晉獻公（文公之父）時已有郭偃，亦是法家者流，不過其法家思想乃三晉學（後來秦亦行三晉法家，和秦晉姻親關係可能有關），承前啟後，使晉迅速成為富強之國。當時，南方有楚，久視中原，欲北上稱霸，晉楚遂於城濮大戰，結果楚敗晉勝，文公繼而盟於踐土，視為繼桓公以後另一霸主。
晉文公也有介入周室之內亂，曾助周平王子帶之亂，迎襄王之復位（見傅著），而他有攘夷狄之舉，故他是符合霸主要求的。
不過，純粹以尊王攘夷以目的之霸主至此結束，及後由秦穆公王越王勾踐，此口號已不再被實行，這和諸侯拒變力之日削是大有關係的。各諸侯間漸不再感尊周室為大事，徒以尊周為名自也不能再得他國諸侯的自願歸附，純武力以迫他國屈服，必為霸政合符歷史趨勢下之一發展。
近人有謂孔子言：「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似尚霸政；但孟子則對齊桓晉文之事未有聞，似反霸政，二人不一。
其實，我們依上述分析，可見霸政約分二期，一為尊王攘夷，一為純粹以力假人，孔子之時，仍近齊桓晉文，以力假人的諸侯不多，故其心尚霸政，這也沒不妥。他可謂見第一期霸政，且對此期霸政推祟，但他從沒發表對第二期霸政之看法。
至於孟子，他生於戰國時代，戰國時霸政又進一步走向極端，這實可用達爾文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比擬，武力為國家生存之道，死人多少在所不計，何以社會苦難如此？推究其因，即為當初齊桓晉文之尚力，這可謂孟子處於另一不同的歷史時空，因而只見第二期霸政之惡果，並對第二期霸政之根源作批評。
孔孟二人在不同時空，就不同領域說話，故實無不一致處。反之，孔之重文化，孟之重人的安居樂業，二者實顯露出一共同處－重人的思想，一種人文精神。
最後，總全文而論，東周平王弒父，使社會失範，加上夷狄風行，造成秩序大亂。然而，國民終持拒此大變亂之心理，霸主因而乘時而起，維持秩序，尊王攘夷，先齊桓後晉文。但拒變之心態終隨時日久遠而變，霸主也因而不再尊王攘夷，而徒以力假人，下開戰國之局，後來孟子之評亦為此矣，不過其和孔子所處時空不同，故其言和孔子稱讚管仲的實無不一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