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且嘗試分析一下太宗之為人。
太宗為人親厚，愛民如子，與人民同呼吸。此一節，吾人當沒有加以反對者。
（貞觀二年）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谷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甲子，車駕還京師，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戊寅，詔自今毋得笞囚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又太宗帶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性格，經常將天下之安危繫於自己一人身上，責任感極重。
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谷豐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對於自己的言行，太宗經常省察。所謂「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因此欣賞如實記錄自己言說之杜正倫，加以賞賜。
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另外，太宗每個建議、想法，背後必有一合理的理由以作支持。
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其斷事亦甚為英明。此在他對告主之奴加以斬殺一事中可見。
（貞觀二年）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對於臣下，太宗極為體恤。尤有甚者，其視臣下猶如自己之手足一般。
（貞觀四年）蔡成公杜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由太宗安排太子每天詢問杜如晦之病情，且親自探望如晦，可見太宗、如晦感情深厚。又如晦死後，太宗並未遺忘如晦，反而「每得佳物，輒思如晦」，立即把佳物賜給如晦之家眷，且「語及如晦，必流涕」。倘若太宗非把臣下看得如自己之手足般重要，其焉能有這一連串的行為、反應？
貞觀十七年（癸卯，公元六四三年），太宗又命人用圖畫功臣之肖像，以使後世記得功臣們的偉績。
戊申，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後世史家稱此幅圖為「二十四功臣圖」，而被畫的功臣則被稱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另外，太宗不易輕信片言隻語，以使重臣蒙冤。
房玄齡、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恆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對於外來民族，太宗也不輕易出兵討伐。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究其原因，仍不離太宗以民為本、重視國史教訓之性格。
太宗推行政策時頗受傳統儒學之薰陶。其接受魏徵之見，對人民施行教化，即為一顯例。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征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細看此條文字，魏徵之立場明顯更近一儒者（他的看法主要脫胎自《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封德彝之立場即為一史學家之立場。而太宗終採魏徵之言，可見太宗以儒學作為政治的指導方針。
太宗又言「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此亦是其受儒家影響之一反映。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研治思想史的人每重政治、思想二者之互動，今觀太宗與儒學之交互關係，其似為一極有研究價值的思想史題目。
隋煬帝對待宗室子弟仍然冷酷無情，太宗卻以深厚、真摰的感情對待自己敵人的後裔。二人恰好成一鮮明的對比。
上謂秘書監蕭璟曰：「卿在隋世數見皇后乎？」對曰：「彼兒女且不得見，臣何人，得見之？」魏徵曰：「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恆有中使察之，聞其宴飲，則曰『彼營何事得遂而喜！』聞其憂悴，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況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煬帝之於齊王遠矣。」璟，瑀之兄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雖然太宗偶然也有過分的行為，大理丞張蘊古被斬即為其中一例。
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征，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其在貞觀八年（甲午，公元六三四年）以後，更有不能虛心納諫的端倪出現。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發，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征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但太宗常在事後心生悔意，此心靈之敏銳，實更令其行為有所改進。
太宗又能居安思危。
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貞觀十年）十二月，戊寅，硃俱波、甘棠遣使入貢。硃俱波在蔥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匡其不逮耳。」（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且對隋之歷史教訓深刻地認取。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太宗如此之性格、為人，終成就他作為一代明君。
貞觀六年（壬辰，公元六三二年）以後，國家漸上軌道，但太宗仍未有自滿，常與大臣共勉共戒。
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強盛以自滿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虞世南上《聖德論》，太宗也不以為然，而曰「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
戊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睹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貞觀十年（丙申，公元六三六年），太宗又分封部分宗室為王、地方都督。
癸丑，徙趙王元景為荊王，魯王元昌為漢王，鄭王元禮為徐王，徐王元嘉為韓王，荊王元則為彭王，滕王元懿為鄭王，吳王元軌為霍王，豳王元鳳為虢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夔為燕王，蜀王恪為吳王，越王泰為魏王，燕王祐為齊王，梁王愔為蜀王，郯王惲為蔣王，漢王貞為越王，申王慎為紀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二月，乙丑，以元景為荊州都督，元昌為梁州都督，元禮為徐州都督，元嘉為潞州都督，元則為遂州都督，靈夔為幽州都督，恪為潭州都督，泰為相州都督，祐為齊州都督，愔為益州都督，惲為安州都督，貞為揚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上以泰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然而，太宗於諸王臨行前，不捨之情仍不能自已，「流涕嗚咽不能止」。
癸丑，諸王之籓，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太宗本乎至誠無妄之真情實感，常發歷代君主所未有之行為。
其曾指斥丘行恭食劉蘭成之心肝。
鄠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劉蘭成謀反，戊申，蘭成坐腰斬。右武侯將軍丘行恭探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曰：「蘭成謀反，國有常刑，何至如是！若以為忠孝，則太子諸王先食之矣，豈至卿邪！」行恭慚而拜謝。（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
又不忍「見圍有斷處」。
上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托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
更重要的是，他化仁情而為種種惠民之仁政，且以仁政之成功為自己快樂之源泉。
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弦，樂在其中矣。」（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
太宗又曾論人主不可少懈。
（時值貞觀十七年）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
太宗聖君之氣度、風範，於此充分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