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憑著用人唯賢、性格仁厚等特點，終於在烏江擊敗項羽，建立漢朝。因其都長安，和以後東漢之首都洛陽相比，猶近偏西，故史稱「西漢」。
西漢立國後，面臨著以下數個問題，可從政治、經濟、外交、學術四方面加以闡述：
首先，政治方面，中國自秦統一以來，即實行廢封建行郡縣，惜乎秦之國祚只有十五年，此不免使人思考秦這項制度是否仍可實行？又西周封建是否也有其好處（周因封建而享國祚數百年）？漢高及其臣下本有才能，自會注意這個問題，於是，「如何把封建及郡縣制恰當的實行？」，此乃漢初需面對之一大問題。
以上是就地方政制上言，除此之外，當時還有一大問題，即為異姓王之事。韓信、彭越、英布諸人，皆曾因助高祖擊敗項羽，因而於事後得到列土封王。可是，異姓王既有兵權，勢力亦大，自對新成立的中央構成威脅，漢高斷不能就此而安枕明矣。而事實上，觀後來之中國歷史之發展，宋太祖也曾因忌諱有兵權之將領，因而使用杯酒釋兵權，可見此亦是人之常情，非漢高祖特有，如是，另一漢初面臨的問題為：「如何消除異姓王，使之不威脅中央？」。
再就經濟方面說，漢初主要是面對農業重整之問題。早於春秋戰國時，戰事頻仍，尤其是戰國一世，各地殘破尤甚，孟子見梁惠王，勸其要「不違農時」，若當時未曾出現農業生產受損之況，孟子何以出此言以告誡？大體當時農業受損主要出於兩方面，一為農地之破壞，一則為農民錯過耕作季節（因為政府之征戰）。儘管戰國各國已尚耕戰，又有鐵器牛耕之普及，但一國吞滅另一國，戰敗一方之農田必受損，於是，秦雖統一天下，但當時之農業實有待恢復，此亦是秦一朝本要面對的問題。
可惜的是，秦始皇統一後，未曾有節省民力之政，其仍使農民違逆農時，農業生產自不能有改善。秦末民變，聲勢浩大，一方面固是六國遺民的仇恨所致，但另一方面，特別是以高祖為首的一支，則無疑是農民的不滿形成。
高祖出自民間，自明白農民的苦況及其對國家穩定之重要，而其得國後，他必然亦會想到：「如何令農業再度恢復，人民得享安樂生活？」，此多少又和高祖平民出身有關，但重要的是此無疑是漢初一大問題。
於此或可再略說數語，農民的苦樂和國家政權的盛衰，在中國歷史上是有著密切的關聯的。新葬時期，不論是綠林兵，還是赤眉兵，其來源多半是農民，而農民之起義也卒令王莽敗亡。以後又有唐代之黃巢、明代之李自成及張獻忠等。農民之苦多數源於稅重而農產失收，故每逢這些情況於一時代出現，民變必生，政權之維持亦至終結，此實是國史上一關鍵，宜了解。
由於農業如此的重要，於是，上述一問題對漢室而言是更難處理的，此亦顯明。
又自春秋戰國起，商業漸告發達，范蠡、子貢等皆是著名之商人，戰國時之呂不韋更藉經商而進入秦之政壇，可見商人由戰國至秦勢力之盛。可是，這種趨勢是有問題的，一，商人隨意遷徙，缺乏重鄉土愛國的意識，不利新成立的政權（此見解見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二，商人謀利而無節制的話，最後之結果必多引致富者越富，貧者越貧，造成過大的貧富差距，令社會感不安。如是，「如何節制商業之過盛？」也由此引申出來，而為漢所面對了。
不過，秦末以來，經濟殘破，若於此時強行抑商，此不但無益社會經濟之再恢復，尤有甚者更可能令商人反感，於是，抑商必需抑得有技巧，此亦可推想而知。
以上略述了政治及經濟的問題，今再論述漢初於對外方面面臨的問題。在對外上，承秦室之問題，漢亦要想法子對付匈奴。秦始皇雖曾派遣蒙恬北伐匈奴，收復河套，但後來秦末內亂，繼而有楚漢之爭，至漢初，秦所得之地業已失去，強鄰壓境，「如何令匈奴不致對漢構成威脅？」，遂為當時之一問題。
藉得注意的是，秦末至漢初，民力早已疲憊，當時人民之心願，莫過於求和平之生活，若於此時動土開邊，此亦不合時宜也，「如何能不過份動用民力，卻又可對匈奴作牽制？」，此或更近問題之所在。
最後，學術一層，其實，漢高祖及其臣屬多是平民出身，樊噲乃屠狗輩，高祖亦曾於儒生之禮帽作尿溺，可見其根本談不上學術之整頓。唯從中國歷史之整體發展言，自秦開始，學術思想上即有一要求，為國家統一的意識形態之建立，漢承秦後，自不能不面對此問題，於是，儘管漢高等人無學術素養，此仍是一問題等待處理。
漢初所需面對的問題大致如上，明乎此，我們即可觀漢高祖的種種施政。漢高祖的施政主要亦可由政治、經濟、外交、學術四方面闡述。
先言政治方面，在封建及郡縣問題的處理上，漢高祖主要採郡國並行之制。全國共五十四郡，有十五郡為中央直接管理之郡縣，即所謂直轄郡縣。其餘的三十九郡，漢高即將之分封各王。就前十五郡言，漢是行郡縣制；就後三十九郡言，漢即行分封制。郡縣和分封結合且同時實行，此即為郡國並行之本意也，這亦是漢高時的地方政制狀況。
至於中央政府及異姓王問題的處理，就前者言，漢高主要沿用秦之三公九卿制，而官員來源則以平民出身，助漢高打天下之各人為主，如蕭何、曹參、周勃、陳平等皆是。就後者言，漢高祖則以十年左右之時間，用謀反之名（少數或自然離世），剷除各個異姓王，當中包括韓信、彭越及英布。漢高又繼而起「白馬之誓」，謂非劉姓宗室而為王者，天下共擊之，即非同姓不得稱王，自此，異姓王告終，而漢彊域中只有劉姓諸王（此處或有人問：何以高祖不連同姓王也廢除？筆者認為高祖之理由有三：一．高祖欲避免漢室如秦皇室般陷入孤立；二．高祖欲藉此加強漢對全國的統治；三．周行封建得享長久國祚的歷史教訓）。
再就經濟方面說，針對「如何令農業再度恢復？」，漢高祖實行輕徭薄賦，興修水利，又停秦苛政，不違農時，從而使農業得以由戰國以來之衰敗恢復過來。又對於「如何節制商業之過盛？」，漢高祖雖沒進行如後來武帝的抑商政策（此出於當時社會急需恢復良好經濟狀況之需求），但高祖亦明確規定商人及其子孫後世永遠不得為官，以名義貶商，從而對其壓抑。
重農抑商，此可說是有漢一代之通例，這種思想起始於秦之法家思想，而漢承之，唯漢高祖以名抑商（此主要是出於對社會情勢顧慮，當時貧富差距既不太大，又大亂初定，故高祖為此），武帝則以抑商家之利以制商（武帝時，社會貧富差距已遠，天下承平日久，武帝為穩定社會，亦不得不為此也）。此關節背後之意義，亦值深思。
至於外交方面，漢高祖初亦主張對之討伐，但自白登山之圍後，漢高祖即改變政策，其改為妻匈奴以宗室女，賞賜其金銀財寶，用和親政策以換得北邊的和平。（此當中也有理由可說，自秦至漢，天下大亂，民力耗盡，若高祖進行討伐，其根本無此客觀條件；又白登之圍，樊噲亦在場，樊噲乃漢之大將，其領兵護高祖伐匈奴，仍使高祖被胡兵圍，更莫論他人了，如是，漢高採劉敬計，用和親政策，在當時仍是合理的，司馬光於《通鑑》對和親有批評，其不當）
最後，學術方面，漢高一代基本上無進行意識形態之統一工作。唯叔孫通定朝儀，此事稍涉儒家，但畢竟偏向儒家禮的具體一面，而蕭規曹隨，此亦只是平民出身、政治才智稍缺之宰相不想做錯事出亂子之法，近黃老之術，但又非涉及道家之理論內容，總之，漢高一朝，無人對學術問題，至少是意識型態之建造，作出過處理。
漢高一代之措施大致如上。值得補充一點的是，在中央政制中，漢高祖主要是以有軍功及及曾經封侯者為相，以布衣身份入相者可謂無其人，此況直到武帝時始有變，於此略作補充。
顯然，漢高祖的施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對應當時之歷史問題，然而，人的能力總是有限，換言之，高祖的施政總有地方不足可見。其不足之處，大約如下：
首先，在政治方面，高祖雖對異姓王進行了消除的工作，但同姓王在高祖以後仍然存在，同姓王多掌政、軍、財權，而平民居於同姓王所屬郡縣的，又多知同姓王而不知有中央，此對中央政權之維持無疑構成重大威脅，此可說是高祖施政之一失。由於此失，於是，又後開「如何才是合適的對同姓王之處理？」一問題，此問題為文景下至武帝所欲回答，影響及漢前中期之施政，其端即開自高祖之失也。
又中央政府以軍人武將，即封侯者為相，其治理政治事務之才能本弱，如此的政府，必不能有積極的政策可見（事實上，漢文景的施政以無為為主多源於此）。而武人居高位，政府缺乏具才能學識者為官亦知矣，而政府缺乏具學識者為官，此對國家之長治久安是不利的（此在後來宋太祖立國後，常勸宰相趙普讀書也見一斑，宋太祖如此亦是為國家之長遠打算），於是，「如何招得學術人才進入政府？」，此問題遂產生，武帝後來置五經博士等政策，即在對此問題之解答也，而其端也出自高祖。
至於經濟方面，高祖一代之施政雖可令農業蓬勃發展，商業亦有所節制（名義上及地位上，非實利上），但這些政策長此而往，商業上，因政府沒對其實利，用呂思勉語，即其資本作出節制，富者越富之況長久而言必然出現；農業上，隨著人口不斷增加（因天下承平），土地必不足分配；天災人禍、官商勾結、富人越富，又加速土地兼併之出現（早於高祖時，丞相蕭何即有和商人勾結之行，只高祖因其功，故不對其懲治，此可見官商交往謀利之一斑），佃農數目增加，農民生活自然更苦。高祖雖輕徭薄賦，對農民似有利，但一旦農民早把田地賣了予地主（官員或商人），即其土地早被兼併，農民所繳的實是地主所設置之高額之田租，輕鬆之稅，到頭來只是地主得益，農民卻和此無干，如是，高祖之政又顯一大缺失。（事實上，此問題在文景至武帝日趨尖銳，「如何節制商人資本及提高農民地位及利益？」，遂成為漢中業一重要急待解決之問題。）
外交方面，漢高祖迫於無奈用和親政策，此政雖可保北邊一時之和平，可是，匈奴的民族性本是搶略型（其地處苦寒之地，不能自給自足，故唯一之自保方式就是搶劫和略奪農業國家的物品），和親政策雖同時對匈奴送予大量物品，可止其一時之野心，但其胃口本大，漢和親如何能長期止之？於是，匈奴必仍時常寇邊可見。匈奴仍寇邊，和親政策遂失效，「如何在和親外另覓方法對負匈奴？」於是被提出，此一切，追其源頭，不能不謂是高祖和親政策之失。
不過，我們可否以和親之失評高祖之不是，此又不可，如上所述，當時之客觀條件根本不容高祖有和親以外之更好之選擇，此情況下迄武帝始有改變。如是，高祖之政雖有失，但此實為歷史之缺憾，非高祖之疏忽使然。
最後，學術上，漢高祖本無意於理會此方面的問題，朝中也無相關人才可從事此工作，高祖於此自無過失或不足可言。但此亦表示秦留下的問題，有關統一意識型態建立之問題，仍須等待日後有人來解決，此層宜注意。
高祖施政的不足已述，當中所又生出的問題，很多影響及以後漢室的其他政策，本文亦已述及。以下姑略述諸呂之亂、文景之治及吳楚七國之亂以終全文。
先言諸呂之亂。由高祖至文帝，當中實有一時期，此時期中，惠帝名義上為中國之國君，但實質全國之政治實權全操在呂后手中。司馬遷後來撰《史記》，獨為呂后立一本紀，而惠帝即無之，便是因呂后當時乃掌全國實權之故。惠帝既無權而權在呂后，在朝中之用人上，其除了用高祖留下之臣子外，其必用呂氏之人為心腹亦是必然之事實。此一來可加強自己之勢力，二來也可令自己之心理上有安全感。如是，呂后之稱制，帶來的便是呂姓外戚之受重用了。當時受重用的主要有呂祿、呂產等，為中國歷史上外戚干政之始，有漢（包括東漢）一代常見外戚弄權之事，竊謂此也是由呂后開始。（讀者又可以之比唐武則天，二者也有近似處）
呂后離世前後，諸呂漸次被蕩平，整個呂氏弄權之過程，史稱「諸呂之亂」。
為免諸呂之亂重演，陳平等人遂立文帝（因文帝母不好政事）。文帝在位，政治、經濟、對外等政策全襲高祖之舊。當時朝中多主黃老無為治術，無為者，即一依前朝所行也。文帝一依前朝所行，適逢社會環境和高祖時近似，故其政策仍可行。文帝又好自責、出外不乘純一色的駟馬、身穿粗布衣服，既愛民，又節儉，上行下效，一時風氣良好，後人遂稱其在位之世為治世，和後來的景帝統稱「文景之治」。
景帝既和文帝齊名，其統治必良好亦見。史載文帝時田租什伍稅一，景帝時即三十稅一，稅收更輕，此即為景帝仁政之一例。景帝也用黃老治術，政策大致無異文帝。
唯景帝朝發生了吳楚七國之亂，此事險危漢室政權。此事何由發生？如上述，高祖施政中早已留下同姓王之問題未被解決，至文帝，賈誼曾有一名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此名言即在處理同姓王之問題。賈誼的大意是：一方面續封同姓王，一方面隱約削其勢力，賈誼從沒提出用「削藩」處理同姓王問題，此亦是其卓識處。惜乎文帝並未重用其人其說，問題於是又留至景帝手中。
景帝時，全國已歷文帝之致治，社會經濟轉趨富裕，當中自包括同姓王諸國人民。又同姓王諸國人民多不知中央，政財軍三權加上民心全操於同姓王手上，此不免使景帝認真思考同姓王的處理問題。當時，晁錯向景帝提出「削藩」，景帝從之，吳王濞等七國遂反，景帝見狀，又怒又驚，是時和晁錯不和之袁盎主殺錯以令七國亂息，景帝從之，但亂何能因此而息？及至周亞夫出兵，七國亂事始被討平。
「吳楚七國之亂」實牽涉不少重要問題，姑略說兩個。一是封建之問題，早於論西周封建時，筆者已說以血緣拱衛政權之法不可靠。但國人何以時常有此想法？此則出於中國本是一宗族社會，人對同血緣同姓氏之人異常信任之故。可是，此信念存在是一事，其能否有效落實又是另一事，周之三監之亂已開其端，及至七國，理由亦然。高祖初封同姓王本欲避免皇室孤立及加強漢勢力之於全國，可是，到景帝時，其所得結果卻是叛亂。前者可說是高祖之信念，後者則是事實，信念未必可成為事實，故七國之亂爆發。此不但證明封建失敗，更重要是再次指出以血緣拱衛政權之法不可靠，此為一大問題。
二則是「削藩」的可行性問題，若晁錯用賈誼之法，其所得出的局面未必是叛亂，惜其用強硬之削藩政策，以硬碰硬，亂事自生。後來明代黃子澄、齊泰等人用削藩，終引致「靖難之變」，漢明同用削藩而得出近似之效果，其可行性問題，亦宜深究。
當然，吳楚七國之亂後，同姓王多不敢反抗中央，但同姓王問題尚未被消除，一直至武帝用主父偃之「推恩令」，同姓王問題才算被完全解決。
總括而言，漢高祖的施政於政治、經濟等方面皆能對應秦末遺下的問題及處境。雖其有不足處，但這些不足正有助推動漢日後之國策。又諸呂之亂開外戚專政之風，七國之亂揭示封建之缺憾，文景之治見帝王之寬仁，此等皆極具歷史意義。漢初之各方面大致如此，治漢史者不可對之忽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