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時歷五千年，其所出現過的人、事、物，現今皆為人所傳頌，由此可見國史之影響力及重要性。然而，若要把吾國史從頭說起，我們該以哪裡為起點呢？這實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歷來通史多從原始中國人類，如藍田、元謀人等開始國史的敘述。這種方式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歷史素來重視原始文獻（即文物古蹟等），而隨著考古的發現，我們已見出藍田等人的頭骨遺骸，也見出他們生活時所用過的器物，故由元謀人等始述國史是可以的。可是，我們應考慮國史是否只是一部流水帳式的把往事紀錄的歷史，還是一部可讓人知古鑑今的歷史？若是國史屬於前一類，它固可由原始人時代說起，但國史若是後一類，則它宜從文化發展至一定水平的時代開始敘述。
這裡涉及文化、發展水平等概念，一國之文化該發展至何種程度才算得上是達到一定水平呢？這固可有不同的答案，但最能反映文化的乃文字，故那個時代文字最早出現，我們實能以此稱它具有一定發展水平的文化。
於此，或需對文化稍作界定。文化，泛指歷史、哲學、文學、社會生活、經濟等。在未有文字的時代，歷史、文學固不出現，但不能以此謂此時代的人民沒有文化，因元謀人等原始人能懂得打獵、製陶，打獵的方式及器具便可包入中國文化一部份，他們當時雖無文字，但從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仍能見出他們有某種智巧的使用，智巧又是文化的反映，可見我們不能以文字反映文化的全部。不過，雖然如此，一民族能用文字記述、溝通，這即表現出人類思維的複雜性，試想要把一群人共有的意念統一，再造成共用的文字，僅就當中的過程便涉及多番商討制訂，商討制訂沒有高度發展的思維是不能進行的，這可見文字雖不代表文化的全貌，卻代表文化的高度成熟、人理智發展的一定水平。
回到國史的起始，它要成為一部帶有智慧、可信的歷史，它必由有文字出現的時代開始敘述，這才能確保其所述之內容是有意思，不致只直述某事某物。只直述事物，不理事物反映人類文化與否，寫出來的可謂是人類發展的帳，這帳簿可以是歷史，但不是理想的歷史寫法，司馬遷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通、究必能觀古至今有一大脈絡在，這決不能只藉述某時期有某人某器某生活方式可見出。
中國文字首見於商代之甲骨文，故商代可謂是文化高度已達一定水平的時代，又因其有文字，我們能藉文字確實知道商的存在無疑，故商又是信史的開始。中國歷史宜於此處談起。
以上大致是國史起點問題之論，事實上，此問題仍有不同的爭論，或云：歷史只在敘述過去往事，故該追其最古處以述；又云：西周始是比較肯定為確實出現過，而又有高度文化的朝代，述史當由西周開始等。但這已非本文所要處理，本文之意只在提出一寫出知古通今之國史的方法，此方法即為以有文字出現的商代為起點敘述。
不過，雖說中國歷史該由商起，但中國有不少內容談及商以前的神話，當中某程度上也反映著中國人的特徵、性格，影響國史內容的發展甚大，本文剩餘的篇幅將試圖細論黃帝、堯、舜等事蹟及其意義。
中國自秦統一以前採行部落共主的制度，周天子即為眾部落共主的共主。而中國最遠古的部落共主，其中為人熟識的有黃帝。黃帝的部落以熊為圖騰，故又稱有熊氏。他最有名的是和蚩尤進行過一場大戰，奠定了他是部落共主中的總共主之地位，相傳他也是於這場戰役中發明了可指引方向的指南車。他又有妻子嫘祖，發明了養蠶取絲的紡織技術。官員倉頡，發明了最原始的文字等。
中國古代神農氏發明農業、黃帝等人發明織布、文字等，這些固然是神話，但我們本可追問：為何那時的人要說黃帝等發明紡織等，而不是發明商業？此即迫出神話中的某些真實性。神話也是人造的，人又為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方式制約，故神話多少也是真實的反映。不過，它反映的為造神話者所處時代環境的真實，非過往有神話所述的內容發生過，此層讀者當知。
依此，我們可見黃帝等遠古神話帶來的意義。後人多作某人發明耕織、文字的神話，此實反映中國後來以耕織為主要生活方式，又以讀書識字為年輕人之所志。既有這歷史時空，當他們窮本溯源時，他們自也製造和這些生活方式相關的神話。而吾人透過閱讀這些神話，即能了解中國人的一般生活，神話雖不是歷史，卻有助了解中國人的社會文化，重農重紡織的文化，故它們仍是有價值的。
黃帝以外另一神話主角為堯，他是道德上之賢人。儒家多稱頌堯舜，孟子言「人皆可以為堯舜」，堯、後來的舜日後皆成為儒家理想之人格。這和事實固然未必一致，但在反映中國人重道德、愛把古人視為德性人格之展現上，堯、舜之神話均體現這些特點。堯的大事主要見於禪位於舜一事。此為最古，也是最理想的禪讓。禪讓於中國歷史上有兩層意義。第一，是它永被看成理想帝位繼承的方式。第二，是它也常被用作謀朝篡位的藉口，後來西漢末的王莽、東漢末的曹丕，皆曾以禪讓為名篡奪前朝之政權，即此可見。然而，禪讓的原意仍旨在由有德性之一君傳位至另一有德性之人，德性作為帝位傳承的標準，儘管後來的人屢用其名而改易其實，此一關節、原意仍不能被草率忘記。
於此略說題外的話，或說：「中國之各制度皆以道德為本，因而忽略了法律、制衡的重要，致使五千年之歷史充滿腐敗及欠效率」。對於此話，我們宜分兩方面觀。一方面，中國以道德為政治之基，重國君、臣民自願為國盡心，這自願實表現出一極大的對人性的尊重、自由的重視，人不是統治機器，也和動物不同，人之自尊乃為一寶貴的東西，焉能以國治為名對君、臣皆予制衡、禁止？要尊重人之為人，必允許君有意見，臣民也有意見，相互調和，故云：「君子和而不同」，決非任一方以法理作支撐打倒另一方，這既和動物恃強凌弱無異，也扼殺某部份人（或君或臣）的自由，這不是中國的政治理想。
中國之理想在君主宜自願接納臣下之見，臣下也自願提出意見，一切皆基於自願，非被迫。這在表現對人的尊重是有好處的，但從另一方面看，無法的制衡，君即憑什麼必須聽臣下之見，何不以獨斷獨行為更自由？臣下又憑什麼必定要進諫，何不因循自保？這就構成理想落入現實中造成的困難。歷代史家或重前者，或重後者，這皆有理，但真相又該兩面顧及。
回到堯舜禪讓，舜亦為賢德之人，其父瞽瞍及其弟象對舜不仁，曾多次苛刻地對待他，更曾意圖用火把他燒死，幸而舜能逃脫，免得死於非命。舜之德體現於儘管其父、母、弟對其皆不好，他仍能對父母盡其孝，對弟則能友愛，這種德性事業為人所傳頌，終致令唐堯感動，而將女兒娥皇、女英賜婚予舜，又將王位禪讓給他。此為堯舜禪讓之大概。
當然，純以德性為王位傳承之慮未免有偏，及後舜傳位於禹，即考慮到技術才能上的優異。舜之時，黃河氾濫，夏禹之父鯀被任命負責治理水患，鯀主要用防洪的方法治水，築堤以阻礙河水氾濫，但這法不行，鯀因而被處死。禹改被任命繼續治水，其法不再用防洪，而以疏導河流為主，此法施行下，逐漸取得成效，終於水患平息，禹立大功，被舜傳以王位，是為第二次的禪讓。堯舜則為第一次的禪讓。
舜之傳位給禹考慮到禹的治水才能，同時也考慮他治水期間三過家門不入，以國為家的德行，以後才、德兼備遂成為理想君主的標準，源由於此。
可是，禹以後，才德不再是王位繼承的標準了。禹在世時曾打算將王位傳給賢臣益，但禹死，百官多支持禹子啟為王，而不支持益，結果啟繼禹為夏（禹的朝代名字）之第二任君主。此事之歷史重要性在於自啟任君主始，王位繼承之標準即改以血緣關係為準，是否長子嫡孫比是否賢德更為臣下考慮王位繼承合法性時所重視。這實令以後君主的素質未必是最賢最有德，對治國多少有影響，加上又沒有立法對君主予以制衡，一旦君主只是和遠祖有血緣關係，卻沒有任何德性，甚至性情兇殘暴虐，暴君是極有可能出現，導致亡國。此可謂是世襲制（以血緣關係為王位繼承之標準）之一大流弊。
此流弊於夏的最後一任君主桀中可見。夏桀暴虐，對臣民施以苛政，又沉述女色，寵愛妹喜。桀為全無德行之君，若禪讓制得行，桀必不被立為君，只有於世襲制上，桀才會登位。夏桀之暴虐終令人民不能忍受，時值東夷一部落共主商湯欲起兵伐桀，人民紛紛響應，終把桀放逐，夏朝滅亡。又因商湯原臣屬夏，為夏的臣下，故又稱其革夏之命的行動為「第一次貴族革命」。
革命和世襲制之弊是關係密切的。革命在中國不是Revolution，而是革去天命。中國傳統以君主授天之命，故有合法性以統治人民。若君主對人民暴虐，人民因而推翻此君主，此行動便是革去天命。後來天命之得來源於君主之有德，人民即又以君主是否有德決定是否革命，德、革命扣緊。
本文述黃帝、堯、舜、禹之事至此，大體皆為國人理想政治的投射，化成神話。及至商代，農、商、文化事業逐漸出現，相互關連，信史時代亦於此時正式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