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自商開始，因有甲骨文字的出現，正式進入信史之時代。而文字又反映著一國民族文化發展至一定水平，故由商代開始撰寫的歷史，多能見出經濟、文化、藝術等的相互脈絡，不致令歷史只是一部流水帳。
商朝起於夏桀之被逐（桀於鳴條之戰為成湯所敗，後被放逐至南巢），成湯所領之部族（東夷的一支），因夏朝末年桀之荒唐，起兵伐桀，人民紛紛響應，結果桀被逐而湯繼位為部落間的共主，其國號稱為商。
此行動又名為第一次之貴族革命，因湯是以夏之臣子的身份推翻夏朝，及後若出現類似推翻政權的情況，但帶動推翻政權者卻不為前朝之臣的話，這則稱為起義，非貴族革命。誠然，中國傳統多起義，如東漢之黃巾、明末的朱元璋等，真正以臣下身份反朝廷的只有商湯、周武，可見中國少革命，多起義。此革命又不同於西方的revolution，西方的revolution是針對政體，中國即重在改易王權的掌握者，卻不是改易王權制度，此節對中國文化熟知者不難理解。
成湯革命後，商朝建立。要論商朝的大事，可以詳至逐任國君都加以論述，但本文意圖只述二事，其餘各節即分析商代之社會、文化等的相互連繫。
首先第一件事為盤庚遷殷，這已是商中葉的事，何以要說此事呢？因此事正反映出商人的生活方式。
先說此事的大意，商人一向以農業為務，而農業若要有好的收成，除了農民的辛勤耕作及農業技術外，土地的肥沃及水利的配合與否也是極其重要的。然而，自商建立以來，其國都（商最初都於亳，及後因環境之不利農業而屢有遷徙）多不利農耕，雖屢次遷都，但仍不能改善處境，這種情況對農業為主的國家是嚴竣的。幸而，至盤庚之時，遷都至殷，殷地肥沃，有利耕作，從此商人即不需再遷移以就耕作，而能安居樂業，落地生根。
此事的歷史重要性在於：
（１）它反映了商民以農業為主，並且寧屢次遷徙，也不願放棄農耕。
（２）它奠定了中國的大家族之建立。
（２）或需再加說明。如錢穆分析，西方自希臘起即以商業為主，農業為輔，商業乃一重供求的活動，此地的供以給彼地的求，故商人多要離鄉別井，不能建立安定的家園，如此，家族觀念必淡薄。反之，中國因重農業，一旦找到合適耕作之地，即可以世代於此居住而不離去，家既能建立，故家族觀念也較強。盤庚遷殷，正代表殷民找到了合適之地，因而能定居而不徙，這實樹立一榜樣予後世中國人民，生活方式該是如何模樣，其影響後世之深遠即由此說。
另一事則為紂暴虐及武王伐紂。孟子言：「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便是對紂之批評，其大意是紂的行為已超出為君應有的範圍，故他只是匹夫，不是君，既不是君，武王伐紂，自不是殺君，而只是誅一匹夫。這裏固含孟子的道德立場及政治思想，但由此話也間接見出紂王的暴虐應不亞於夏桀。
商朝最後一任君主為紂，他的暴行被記述的頗多，如寵愛妲己、將賢臣比干的心挖出、設炮烙酷刑等，不勝縷舉。
這裡又可多說一些，中國歷代的暴君多有數項因素促成其為暴君。
一是貴族習氣使然（也是錢先生的用語），貴族集氣之所以生成，乃因其先祖已奠定好江山，他只是坐享其成而已，如此，他一出生即只感受到享樂，卻不知創業之難，這又是現今吾人批評的「二世祖風氣」，他們只知勞役人民，卻不知人民的疾苦；只知享樂，不知政事處理的可貴，結果，各種暴政必成，暴君即生，西晉武帝、隋煬帝便是此類因素促成的暴君。
另一因素則是中年遲暮的危機，何解？一在位長久之帝，其建功立業多在盛年，但一連串的建功立業後，不其然會回想己之何所得，眼見己之一生將盡，卻好像從沒享受過什麼，這一衝動即令其易趨於享樂而不理政，不理政，權責必託於他人，或宦官，或權相，或將領，政衰民苦，君自成暴君，唐玄宗後期即為例子。後世人民不稱其為暴君，乃好念其曾帶來開元之治之故矣。
又一因素則是自卑及猜疑心作祟，這於明太祖中可見，及後於談明時再詳述。
紂，某程度上也是貴族集氣使然，加上其對政治不感興趣，遂令其走入暴虐一途（筆者於此不敢斷言其有沒有中年的危機，但肯定的是他不同於明太祖之走入暴政）。終於，來自西北岐山的部落領袖姬昌主張伐紂，昌死，其子姬發承接滅商，號召人民反抗紂的統治。
姬發後來又改國號周，他即為武王，西周一代的人才是輩出的，在滅商時，姬昌即請得姜太公呂尚任丞相，其中過程更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釣」的來源。而姜尚外，姬昌之幼子姬旦亦為傑出人才，他即為後來平定三監之亂、制禮作樂的周公。孔子言：「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云：「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乃中國學術史上一大人物，其對周公尚如此敬佩，可見周公之影響力。
人才輩出之下，加上人心之所歸趨，這實大大有利於周而不利於商，武王又會八百諸候（原臣服於商，現在倒戈的部落領袖們）於牧野，和商的軍隊大戰，結果，商軍兵敗，紂王於鹿台自焚死，商亡。同成湯滅夏之理，武王亦以臣屬身份滅商，故其行動稱為「第二次貴族革命」。
這事的歷史重要性，在於再一次揭示世襲制之流弊，以及中國政制上之無法對暴君加以制衡。但這顯然不為當時人所重，周公後來更行血緣關係的封建制，血緣不只影響皇位繼承，更影響地方統治，這只是將問題複雜化，卻不是對問題予以處理（當然，其中是有理由的，宜日後闡發）。
本文主要是把商的兩項重要大事加以說明，因是按時序排列，可視為對商代的縱觀面分析；及後將對其橫面，即社會、文化、習俗等關連予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