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開戰

1941 年 8 至 12 月間，英、美、加等國正在亞洲進行戰略轉移 (strategic redeployment)，日本卻於此時開戰。

英、美的情報機構雖陸續取得日本可能動武的資訊，但倫敦政府和遠東司令部一口咬定日本不敢亂來。加上日本刻意製造和戰不定的假象，致使盟軍的情報機關一頭霧水。

10 月底，駐港司令莫德庇少將於加軍抵達前，覺得尚有時間讓部隊適應新計劃，遂重新守備醉酒灣防線。儘管駐港英軍和遠東三軍情報署發現廣東和虎門一帶的日軍有異動，英軍推斷日本不過在泰國建立基地 / 準備進攻昆明。他們完全不知日本是在用欺敵之計！

11 月初開始，一連串事件更令倫敦及港府難以預測事件走向：

5 日，日本政府在御前會議 (日本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下，天皇臨席決定重要國策的會議) 通過《對美交涉要綱》和《帝國國策遂行要領》，一面跟美國交涉，一面備戰。

6 日，東京向日本海陸軍發出各軍作戰計劃。

7 日，英方截得日本外務省致新加坡日本領事館電報，電報稱所有日本船隻將於 16 日離開獅城。

9 日，英國駐西貢 (即越南胡志明市) 領事發現約有 5 萬日軍向泰國、柬埔寨輸送。

15 日，遠東三軍情報署確認日軍向柬埔寨增兵的消息。同日，日本決定如果跟美方談判破裂，將對英、美、荷開戰。

16 日，日本特使抵達華盛頓。

日本似在做兩手準備，用隨時動武作為外交談判的籌碼，英國聯合情報委員會(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因此認為，日本調兵是準備於談判失敗時對泰國、荷印，甚至馬來亞動武，但確實目標未明。

然而，到了 25 日，英國截得東京向駐英、美等國日本使館發出的「東風雨」電報，電報明言準備對美開戰。

26 日，負責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的日本海軍機動部隊出發。

12 月 1 日，日本在第八次御前會議對英、美、荷開戰。

4 日，日本入侵馬來亞的船隊出發。

原來談判旨在拖延時間，日本早就打算對英、美等國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此舉令英、美頗感意外。

日本堅決要開戰，是因為：

(a) 日本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沼，四年來耗費大量資源，竟毫無進展，它需要在其他地方尋找資源以進行長期作戰；

(b) 1941 年 7 月 26 日，美國總統羅斯福下令禁止對日本出口多項戰略資源，包括石油與鋼鐵，禁運令日本大受打擊，被迫進攻資源豐富的東南亞。而要攻取東南亞，必須先消滅美國的太平洋艦隊，於是有偷襲珍珠港的部署。

英國注意到美、日談判可能失敗，立即通知樸芳，拘留馬來亞民族主義者 (與日本人合作)，並命令部隊戒備。可是，邱吉爾 12 月 2 日仍相信日本在 1942 年春季之前不會開戰。

12 月 3 日，日本駐泰國大使與泰國首相汶頌堪元帥 (Field Marshal Plaek Phibunsongkhram) 商討日軍假道泰國進攻馬來亞事宜，後者向英方洩密，倫敦政府才如夢初醒，知道戰爭已迫在眉睫。

英、美又發現日本駐倫敦和華盛頓的大使館破壞了其密碼機。7 日，日本不宣而戰，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是清初思想家顏元對宋明理學的批斥語。

顏元，字易直，號習齋，直隸博野人。早年篤信程朱之學，後來明白到讀書要「經世致用」，遂主張「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為孔孟、程朱兩途」。他著有《四存編》(存學、存性、存治、存人)、《習齋記餘》等書，和學生李塨可謂一新當時的思想風氣。

「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出自《存學編》，全文如下：「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豈若真學一復，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

宋儒陸九淵聽長輩講「靖康之恥」，曾剪斷指甲，學習弓馬，慨然要為大宋復仇。他又「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明代王陽明更厲害，「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明史》)，寧王朱宸濠作亂，他率兵平叛。「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未免以偏蓋全。

「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這是理學末流的弊病，不是理學本身要求人「習成婦女態」。一味講實學，膠著於現實，計較於利益，國家雖富強，人民卻失去寶貴的道德人格，今天的中共國，不正是如此一個國度嗎？

顏元反對宋明理學，多少是情感萌動使然。他批評朱子是「禪宗、訓詁、文字、鄉愿四者集成一種人」，「千百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也」(《朱子語類評》)，都不中肯，有五四時知識分子把中國積弱歸咎於孔子及線裝書的影子。

顏元注重體育，這一觀點為毛澤東所發現，撰＜體育之研究＞，刊於《新青年》。毛澤東晚年發動「文革」破四舊 (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會否有顏元的幽靈在作祟，不得而知。

朋黨之爭

范仲淹與宰相呂夷簡不和，被夷簡指責「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遭貶官，出任饒州知州。余靖、尹洙、歐陽修替仲淹說項，俱被貶。自此，朝中大臣不敢為仲淹講說話，甚至連給仲淹送行的膽量也欠奉，所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

唯獨李紘、王質、蔡襄，以跟仲淹結識為幸事。王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蔡襄更作《四賢一不肖詩》，褒揚仲淹、靖、洙、修，譏諷高若訥等，一時傳遍京師 (此見呂夷簡失策。用強力只能逼走政敵於一時，卻堵塞不住悠悠眾口，更何況對方是擅長文學的知識分子？這一仗看似夷簡勝了，實際是失敗)。

仁宗景祐四年 (公元 1037 年) 十二月，汴京發生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言：「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 (因驚訝、害怕而說不出話來)，不敢議朝政者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仲淹才獲改徙潤州 (後徙越州)。

然而，呂夷簡派系的大臣們，擔心仁宗重新起用仲淹，紛紛捏造罪證施以誣陷。仁宗大怒，欲置仲淹於嶺南，多得參知政事程琳為其辯護，仲淹方避過一劫，此時的仲淹已經 50 歲。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 (今河北省蠡縣) 人。他是理學家二程 (程明道、程伊川) 兄弟父親程珦之伯仲，為儒臣集團成員 (儘管其人格並不純粹，史載「性嗇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故此，他力證仲淹清白，釋去仁宗疑慮。從「帝意頗解」，程琳似乎收效。

不過，夷簡、仲淹兩派系互相詆毀 (呂夷簡將范仲淹逐出汴京後一年，被罷相，支持夷簡的官員聲應氣求，結成派系，跟支持仲淹的官員對著幹，朋黨之爭出現) 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仁宗卒之在寶元元年 (公元 1038 年) 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在仁宗眼裡，大臣呼朋引類，拉幫結派，對國家不是一件好事。這某程度上亦講得通。設想朝廷黨爭不斷，政事處理無期，勢必影響民生，惹起人民不滿，造成管治失效，社會大亂。

可是，仁宗錯在一面倒怪責親范仲淹的派系，劄子有「向貶范仲淹，蓋以密請建立皇太弟姪，非但詆毀大臣。今中外臣僚屢有稱薦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

加上朋黨客觀上不一定是壞，仁宗主觀偏見太重 (李若谷：「近歲風俗惡薄，專以朋黨污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

歐陽修終於撰＜朋黨論＞，申明「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能誅戮清流之朋......皆亂亡其國」的道理。

歐陽修因批評高若訥，被貶為夷陵縣令。康定元年 (公元 1040 年)，范仲淹與呂夷簡和解，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編修《崇文總目》(朝廷藏書目錄)。慶曆三年 (公元 1043 年) 三月，增置諫官，歐陽修和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 (「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該是仁宗增設諫官的先聲)。

「修每入對，帝 (仁宗) 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仁宗卻「獎其敢言」，對侍臣說：「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歐陽修不久與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變法」，成為改革派健將。

順帶一提，程琳於寶元二年 (公元 1039 年) 受馮士元案 (開封府官吏，貪贓事敗) 牽累。張士遜素來「惡琳而疾孔道輔 (孔子四十五代孫) 不附己，欲并去之」，於是假惺惺地勸道輔為程琳求情：「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不了解士遜歹毒用心，向仁宗進言「琳罪薄，不足深治」。仁宗果然誤會孔道輔和程琳為一伙，程琳最後被外放到潁州出任知州，孔道輔則外放到鄆州出任知州，途中病死，享年 55 歲。

范仲淹獲韓琦推薦，取代范雍鎮守延州，對抗日益強大的西夏。李元昊求和，西北邊事告一段落，仁宗召仲淹回京，授樞密副使。未幾，仲淹官拜參知政事 (副宰相)。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3. 畢沅，《續資治通鑑》。

看《哲學有偈傾：絕望的自由》有感

看港台《哲學有偈傾》，談沙特 (Jean-Paul Sartre)，主持人吳啟超提出一個問題，引發筆者深思。

該問題為：沙特認為人注定是自由的 (condemned to be free)，必須自己作出各種人生選擇，並對各選擇負責。那麼沙特會否容許人選擇做殺人狂魔，如希特拉，假設那人真的願意為自己選擇負責？

(一)

沙特是存在主義者，存在主義一大特色是對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提出質疑，甚至否定。

如李敬恆在節目中所言 (其實是蘇格蘭哲學家麥金泰爾 Alasdair MacIntyre 的看法)，傳統社會普遍傾向相信有超越者存在，上帝也好，天道也好，總之人生意義、價值盡在於斯 (謂之「目的論世界觀」)，本乎教會規範 / 一直流傳的風俗習慣而行，不作任何懷疑，便是人該作的事。有該作，就有不該作，人因此知道自己應做什麼，也可以有理據批評別人做得不對的地方。

然而，啟蒙以後，理性解放，上帝已死，一切皆被允許，教會規範 / 一直流傳的風俗習慣備受質疑，終致淪為主觀的偏好 (preference)。很多過往被認為不該做的事，如性濫交、亂倫、吸毒......我們似乎再找不到一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去駁斥。儘管借康德的道德哲學、效益主義的倫理觀可造出一堆理由，誰敢肯定它們是被客觀共認？

明明情感上覺得不該如此，但好像無理由說服對方，此生出荒謬感。又「民無所措手足」，還要每天被逼作出種種選擇，不選擇都是一種選擇，此生出絕望、被棄。存在主義乃圍繞荒謬、絕望、被棄等概念展開論述。

二戰結束，西方價值信仰破產，學者、文人尤其能契接存在主義式思考，致使存在主義蔚然成風。

沙特乃於此一背景下建立他的存在哲學。

(二)

順應上述脈絡猜想，沙特對吳氏提問的回答可能是：容許又有何不可？選擇當殺人狂魔有什麼問題？

蓋吳氏的問題根本預設「選擇當殺人狂魔是不應該的」，但哪把尺令吳氏有理由這麼說？進一步問，究竟有沒這把尺存在？沙特汲汲於強調的，正是：世上沒那把尺存在，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並不存在。如此，主持人的提問，不過是本乎個人主觀的情感 (不喜歡殺人狂魔)，實無足夠客觀的理據支撐。

李氏「要持之以恆選做殺人狂魔亦不容易」實際無法緩和吳氏提問對沙特存在哲學的衝擊。

吳氏藉沙特會許可人選做殺人狂魔，證立其存在哲學違逆一般常識 / 對社會帶來不良後果，因而不該被接受。李氏之說非證沙特不會許可人選做殺人狂魔，倒是落於第二義，講「選做殺人狂魔亦不容易」。設想吳氏追問「假如那人知道持之以恆做殺人狂魔不容易，但仍然選擇做，沙特會否許可？」李氏必無從替沙特辯解。

當然，李氏講沙特後期想法有修正，由對自由的理解開出批斥希特拉所為，這或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吧！可是，僅觀沙特早期主張，其很大可能容許人選擇為非作歹 (沙特眼中不以此為非為歹)。

(三)

關灝泉「沙特哲學只是要描述人的存在狀態、存在處境，道德未必是他處理的範圍」。此說也不完全恰當。

需知人的存在不能完全與道德不相干涉，人始終希望做一個善人、好人，我們很難想像我們無從譴責毛澤東、史太林、希特拉一類滿手鮮血的人。沙特對人作為道德的存在，明顯未能正視。他安頓不到道德，亦安頓不到我們內心的怵惕惻隱。

當代新儒家之一的牟宗三先生，替李天命《存在主義概論》作序，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存在主義不應當只是現象學地揭露那存在的活動中的真實情形 (real case)。真實的人不只是無顏色的泛濫的暴露，而正當我們說真實的人時，即函蘊著要歸於性情之正的一個價值判斷。放縱次肆，肆無忌憚，驚世駭俗，真情徑性，不得謂為真實的人。這在以前中國的學問中早已分別得很清楚，而存在主義對於這一點卻似乎不十分能正視。」

這同時是沙特存在哲學的大問題！

沙特以為，客觀共認的價值標準 / 基礎沒有了，我們就無足夠理據叫人不選做殺人狂魔，勉強叫的話，只是一種主觀偏好、情感的宣示。他不明白，即使無理據，我們仍可義正詞嚴叫人不選做殺人狂魔，這不是主觀偏好的宣示，而是具有客觀性，客觀性則來自我們每個人皆擁有的知善知惡的「不忍人之心」，即道德的覺情 (有別於純粹主觀的個人情感)。

有人或許會質疑「不忍人之心」的有無，沒問題，要之，沙特對人存在狀態、存在處境的把握是不全面的，不充分的，此層必須承認。他的洞察很深刻，但不徹底。

(四)

受時間所限，四位在節目中言有未盡，這是相當可惜的。沙特是位大人物，期望他們有機會再介紹。

起信論 (中)

《大乘起信論》的基本義理，首在高舉一眾生心以統攝一切法。

《論》云：

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

此條文字可見《起信論》系統之心為眾生心，此「心」有兩種面向，即「真如相」及「生滅因緣相」，其因此可統攝一切世間法及出世間法。

《論》又云：

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

心有「真如」及「生滅」兩相，換辭言之，即心有「真如門」及「生滅門」。心有二門，其因此可各攝一切法。然而，此兩門是否獨立為二呢？不然。二門乃互不相離，推展而言，則一切染法 (即世間法) 及淨法 (即出世間法) 亦非二法而為同一之法之兩面。

《論》又釋「心真如門」云：

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此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云何為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

勞思光解「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云：

所謂「法界」即指一切法之整體。一切法皆以「真如」為根源，故「真如」即涵攝一切法，亦即是「大總相」。就一切「法門」說，亦是以此「心真如」為「體」，故原文如此釋「心真如」(《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二》)

另外，《論》「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言真如，可見心真如為一自性清淨心，不雜染污。

清淨心如何可攝一切染法呢？答曰：在心之生出妄念。心之生妄念，即一心之開生滅門，一切染法由此得被收攝。

《論》曾有以下一段文字釋「心生滅門」：

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黎耶識。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為二？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所言覺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何以故？本覺義者，對始覺義說；以始覺者，即同本覺。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

簡言之，心生滅門即阿黎耶識，一切世間法皆由此生。不過，它和唯識宗之阿賴耶識不同。後者在唯識系統中乃第一義的心，且兼藏染污善惡種子而為無記；前者則在《起信論》系統中表現為第二義之心，依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即第一義之心) 而生，其雖染污，但能藉自覺以超拔於染法以恢復清淨心，此自覺即「始覺」，於始覺中呈現之所覺為「本覺」，清淨心下降而為阿賴耶識即「不覺」。

於此，吾人或問：清淨心全淨無染，如何可以生出染污之阿賴耶識？《起信論》對此問題實有回答，其關鍵則在「無明風動」。

《論》云：

以一切心識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則止滅，溼性不壞故。如是眾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

牟宗三曾對此段文字加以解釋，他說：

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系統經過如此的一個曲折，將無明 (即阿賴耶識) 引進來，因此即可說明生死流轉法。如此一來，生死流轉之依止於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乃是間接地依止，而非直接地依止。因為自性清淨心本身是一真常心，既是心則有活動 (動而無動之動)；一起心動念 (動而動)，馬上就轉成了阿賴耶識，如此即生無明。順此一面說，阿賴耶識與真常心雖不一，然亦不異，就其不異而言，亦可說是同質的 (homogeneous)，以其同質，所以由阿賴耶識直接起現之生滅法才能通到真常心，也就是依止於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依佛教之說法，如來藏直接生起清淨法，即名之為「生因」。但是對著有漏生滅法則非「生因」，亦非「了因」，而是「憑依因」。也就是說，生滅染污法只是憑依如來藏起現，並非從清淨的如來藏直接生起。如此，「自性清淨心何以會生出染污法」的問題，就不復存在了，因為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只是生滅法的憑依因而非生因，生滅法必須憑依如來藏而起現。(《中國哲學十九講》)

概言之，阿賴耶識和生滅法 (即一切染污法) 皆是清淨心為無明所動而間接生出，因其非由清淨心直接生出，只是憑依清淨心而起現，清淨心得以收攝生滅法之餘，卻不失自身之清淨無染。

《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的格局大致如上。

最後，人要成佛，在《起信論》系統中，必須經過分別事識熏習、意熏習、真如自身之體用熏習、諸佛菩薩之慈悲願護。首三種熏習合稱為「真如之熏習無明」，最後一種則為外緣。

何謂「真如熏習無明」？依《論》，即「令妄心厭生死苦，樂求涅槃。以此妄心，有厭求因緣故，即熏習真如，自信己性；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修遠離法，以如實知無前境界故，種種方便，起隨順 (真如) 行」。

真如自身之體用熏習，依唐君毅的理解，在要「人本此真如為佛性，而此真如佛性，能自己熏其自體之存在，而亦能有力有用，以令眾生發心修行，而自具一能現行之義而已」(《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下)》)。

西夏內亂

李元昊皇后野利氏 (党項族野利部人)，生太子寧明、皇子寧令哥和錫狸。她的兄長 (一說從父) 野利遇乞，是西夏大將，多謀略，善用兵，與野利旺榮 (野利遇乞之兄) 分統左、右廂軍。在對宋朝的戰爭中，野利遇乞屢立戰功，因常駐兵天都山，號天都大王。

野利遇乞手握重兵威脅宋朝邊境，宋邊將固然視他為心腹大患，但更重要是：兵權過大的他，連李元昊都對之猜忌，加上野利遇乞素來「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譖其欲叛，元昊疑之」(沈括《夢溪筆談》)，元昊逐漸厭惡他，野利皇后靠山遭動搖。

太子寧明天資聰敏，為人仁慈而不慕榮華，崇尚道家清淨寡慾，跟道士學辟穀法，李元昊非常反感。他又不嗜殺，李元昊知其非王霸之才，二人關係疏離。寧明臨終前，上奏父皇以荒年民生為重，此和李元昊著重對外征戰的整體方針相違背。儘管元昊許以太子之禮安葬，野利皇后無法母憑子貴，十分明顯。

寧令哥是次子，因相貌似父皇而深受李元昊寵愛。寧明死，他被立為太子。太子妃沒移氏 (沒移皆山的女兒)，年輕貌美，元昊看見，馬上心動，把兒媳搶走，納為妃子，號為新皇后。李元昊疏遠野利皇后，令野利遇乞極度不滿，時加批評，元昊痛恨之。

終於，剷除眼中釘的機會來了。宋朝環州知州种世衡 (范仲淹一手提拔) 誘使野利遇乞侍衛之子蘇吃曩，盜景宗賜遇乞之寶刀，作為遇乞叛夏投宋的信物。李元昊生性多疑，尤其憎惡遇乞，他卒之在天授禮法延祚六年 (公元 1043 年) 把野利遇乞和野利旺榮處死，野利家族從此衰落。

元昊貪好女色，看中野利遇乞的妻子沒藏氏，生兒子李諒祚。史載沒藏氏荒淫好色，這或許是李元昊迷戀她的原因。

寧令哥愛妻被奪，本已忿忿不平，父皇還有意立李諒祚 (年僅兩歲) 為太子，廢黜自己，他於是在沒藏訛龐 (沒藏氏兄長) 鼓動下，趁機弒殺李元昊。

沒藏訛龐是個聰明人，慫恿寧令哥弒父，旨在造成李諒祚即位、沒藏太后垂簾聽政的局面，好讓自己掌握西夏的軍政大權。寧令哥果然於事後被抓獲處死，野利皇后亦被殺 (之前已被沒藏氏陷害，廢為庶人)。

李諒祚繼位，是為毅宗，由沒藏太后與沒藏訛龐專政。沒藏太后先後和李守貴、保吃多私通，朝政全由沒藏訛龐把持。

重熙十八年 (公元 1049 年) 七月，遼興宗乘李元昊新喪，兵分三路攻打西夏：

(1) 韓王蕭惠率南路軍渡黃河，向河套地區推進，攻西夏東部邊境；

(2) 耶律敵魯古率北路軍攻西夏右廂地區，南下攻涼州 (今甘肅武威)；

(3) 遼興宗率中路軍攻西夏中部，用皇太弟、天齊王耶律重元，以及北院大王耶律仁先為前鋒。

遼南路軍沿黃河而進，戰艦糧船浩浩蕩蕩 (此見遼出動水師)，進入夏境。西夏乘遼軍輕敵冒進，突然展開攻擊，遼軍防備不及，死傷慘重，蕭惠敗走。遼興宗等聞蕭惠戰敗，不敢深入，下令退兵。北路軍進至賀蘭山，擊敗沒藏訛龐率領的三千騎兵，追至涼州，俘李元昊遺孀沒移皇后及官僚家屬多人，獲大量牲畜而還。沒藏訛龐不久深感力量不足，上表求和。

西夏經過對宋、對遼的戰爭，慢慢躍升成為西北地區的軍事強國，自此，宋、遼、夏三朝鼎立。

遼興宗嘗試藉戰爭把國家帶入盛世，卻意外地迎來戰敗，虛耗不少國力，遼國開始中衰。

[主要參考資料]

1. 吳廣成，《西夏書事》。

2. 脫脫等，《宋史》＜夏國傳＞。

遼夏交戰

西夏雖然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場戰爭中大敗宋軍，但得不償失，國庫空空如也。宋朝亦承受不住龐大的邊防開支。終於，兩國展開談判，於仁宗慶曆四年 (公元 1044 年) 達成協議：西夏向宋稱臣，接受宋的封號；宋每年賜西夏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史稱「慶曆和議」。

「慶曆和議」達成前兩年 (公元 1042 年)，遼國派大軍南下，迫逼宋朝交還關南之地，經富弼等人積極斡旋，遼興宗同意宋朝在「澶淵之盟」的基礎上增加銀十萬兩、絹十萬匹 (史稱「重熙增幣」)，其則約束西夏盡快與宋和談。換句話說，「慶曆和議」能夠成就，遼國在背後也出過力。

西夏本來與遼國結盟牽制宋朝，遼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元昊為遼的駙馬都尉。可惜夫妻二人向來不和，公主憂鬱而死。加上 (a) 遼國未有配合西夏對宋的軍事行動，反而催促西夏與宋講和，違背昔日盟約；(b) 西夏出兵助遼國鎮壓夾山部呆兒族起義，遼國把全部擄獲據為己有 (吳廣成《西夏書事》：「八月，從契丹伐呆兒族。 契丹夾山部落呆兒族，不順命，契丹討之，不克，命曩霄會兵討擊，破其眾，擄獲頗多，契丹主專之，不以分給」)，李元昊於是對遼國屢次出言不遜，在遼夏邊境製造事端，並煽動山南党項各部及呆兒族叛遼歸夏。

遼興宗派兵討伐叛遼的党項部落，元昊出兵援救，殺契丹招討使蕭普達等。興宗大怒，招集各路兵馬親征西夏。自己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皇太弟、天齊王耶律重元率騎兵七千出南路，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東路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師作後援。

遼軍兵分三路渡過黃河，長驅直入四百里，未遇任何抵抗。至賀蘭山北，發現西夏軍的蹤跡 (元昊將主力左廂軍秘密部署在賀蘭山北，以逸待勞，伺機破敵)。西夏軍以對付宋軍的模式跟遼軍交戰，將遼軍重重包圍。可是，遼軍的野戰能力畢竟比宋軍好，他們奮勇力鬥，左右馳射，西夏軍無力招架，大潰而退。

李元昊退入賀蘭山，見遼軍勢盛，遂派使臣向遼興宗謝罪請和。遼興宗願意待之以寬仁，蕭惠等「主戰派」卻認為「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計」，力主徹底掃蕩，以免他日再生禍患。

李元昊求和果然是偽裝，其旨在爭取時間，誘敵深入，待遼軍後勤補給被切斷，糧草將盡，人困馬乏時，施以突襲 (好水川一役，任福正是受西夏軍向北撤退引誘，導致孤軍深入，糧道被斷，人馬乏食)。

西夏連續三次主動退兵三十里，每次後撤，皆實施焦土政策 (燒掉路上所有的糧草和居所)，遼軍竟懵然不知。

蕭惠督師出擊，西夏軍潰敗。蕭惠乘勝命右翼軍包抄西夏軍後路，元昊率千餘殘兵突圍而出。元昊快將被生擒，忽然風沙乍起，遼軍自亂陣腳。西夏軍趁勢反攻，遼軍大敗，互相踐踏者不計其數。西夏軍攻打遼軍大本營，遼軍全線崩潰，興宗倉促突圍，遺下御用器服，車騎。西夏軍又攻入蕭孝友寨，數十人被俘。

西夏國力始終不及遼，元昊遣使求和，興宗礙於形勢，無奈接受。

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遼國沒有付出一文錢的歲幣，西夏亦繼續向遼國稱臣。

賀蘭山之戰 (發生於宋慶曆四年，遼重熙十三年，十月) 後，遼興宗逐漸意識到党項部落對遼西部邊境的威脅，他因此升雲州為西京大同府 (今山西大同)，作為五京之一 (其餘包括：上京臨潢府、東京遼陽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開始營建軍事指揮系統及防禦城池。這一舉措提高了遼在該地區的軍事、經濟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