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者每謂隋文帝為人吝嗇，面對開皇十四年 (公元 594 年) 大旱，寧願讓老百姓餓死，都不肯開倉救濟。這個教科書上的共識，近人官德祥不以為然，在＜隋文帝與開皇十四年旱災＞(收氏著《中古社會經濟生活史稿》)，其條分縷析論證隋文帝非一般人所想，今嘗試簡單介紹其獨到見解。
官氏首先指出，「不憐百姓而惜倉庫」的印象，來自吳兢《貞觀政要》＜辯興亡＞：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兇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這是唐太宗回憶前朝舊事後對隋文帝的評價，有相當的主觀性。豈料民國以來史家如錢穆、王壽南等皆採此說，儘管也有別的史家如馮柳堂對隋文帝「不開倉」抱持懷疑，前者仍有相當支持者。官氏欲單刀直入，一探究竟，遂跳開近代種種議論，回到史籍原文本身查證。他主要考慮幾個問題：
1. 開皇十四年是否確有大旱？
開皇十四年大旱確有其事，但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連串天災的頻密發生。《通志》卷十八：
(開皇)十四年……五月辛酉京師地震，關內諸州旱……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饑，行幸洛陽，並命百姓山東就食。
據此，可知受災地為隋朝心臟關中地區，而且出現缺糧，五月辛酉旱災已出現，八月辛未再來一次「大旱」，使問題惡化，雪上加霜。
2.「人多饑乏」是否合乎事實？
在大旱初期，「人多饑乏」確實存在。但未幾文帝用「令民就食」的救荒策略，困境稍為舒緩。到了開皇十八年 (公元 598 年)，文帝再下令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萬石 (《隋書．食貨志》：「十八年……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饑乏」並未持續，「令民就食」亦不是單一方法。
3.「倉庫盈溢」是否當時真實現象？
從開皇九年隋滅陳至開皇十四年，國內基本上無大事發生。《北史．隋本紀上》：
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
可以為證。
又開皇十四年前後幾年雖有內憂問題 (如平江南「叛亂」)，但不難處理。《隋書．食貨志》：
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
此語可見直至十七年 (公元 597 年) 為止，隋政府倉庫存量仍十分充足。
對外邊事上，隋文帝用長孫晟「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之離間政策 (嚴耕望語)，成功逼使啟民可汗率領部眾內遷，留下「千萬世與大隋典羊馬」之語。到了開皇十三年 (公元 593 年)，突厥基本上不再對隋政權構成威脅，「外患」未有令國內糧食不足。
4.「不許賑給」是否合乎隋文帝一貫對百姓的態度？
官氏從不同傳世資料窺探出：隋文帝在開皇十四年前及其後，皆關心民情，對救荒不遺餘力。「遣使巡察」、「開倉賑賜」、「設義倉」、「免租調」等更是他一向採用的救荒措施。「愛民」一面不可能到開皇十四年出現逆轉，他應是「憐百姓」的好君王。
5. 令百姓逐糧實情如何？
南宋鄭樵指隋文帝應對開皇十四年大旱的方法是「命百姓山東就食」。此與《隋書．食貨志》、《隋書．五行志下》、《北史．隋本紀上》記載契合。《隋書．食貨志》：
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飢。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
《隋書．五行志下》：
開皇十四年五月，京師地震……是歲關中饑，帝令百姓就糧於關東。
《北史．隋本紀上》記載：
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饑。行幸洛陽，並命百姓山東就食。
不過，《隋書．高祖紀下》：
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饑。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
不是「令民」就食，而是「率民」就食 ，有皇帝親自帶領老百姓到洛陽就食的意思。司馬光《資治通鑑》採《隋書．高祖紀下》，改「率」為「帥」。
官氏覺得，
若此屬實，開皇十四年大旱災在隋朝歷史上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儘管在中國歷史時期皇帝「率民就食」非僅見，但對隋一朝來說，並無先例可援。試想像由當今皇帝率民就食，其饑荒災情應是達何等嚴峻程度。要之，在「率民」行動中，皇帝再不是孤家寡人，滿朝文武百官，加上隨從家眷成千上萬。若非情勢岌岌，筆者估計皇室絕不輕易作出如此「大動作」。筆者對「上率戶口就食」是有所置疑。
加上《隋書》、《北史》成書較《通鑑》早，鄭樵在處理相關記載時，亦未採用《通鑑》等材料和說法，而傾向接受《隋書》及《北史》的說法。官氏於是認為，單憑《隋書．高祖紀下》「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一句便認定其為史實，有欠說服力。
「命百姓山東就食 (山東指太行山以東，亦即函谷關以東，故又名關東，當時關東最大都城為洛陽，故復有就食洛陽之說)」未必是件壞事，還要考慮其他因素如災情嚴重度、倉儲儲存量、漕運交通暢通等問題。
觀乎關中倉廩底子薄弱，山東向來是農產富庶地區，確為理想就食地點。況且，自秦統一至隋，解決關中缺糧，都是依靠關東接濟，逾八百年而未改 (史念海語)。效果上，「命百姓山東就食」是移民就粟，建廣通渠將山東米糧引入關中是移粟就民，要之，二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卜風賢語)。吾人實不能因文帝「命百姓山東就食」而說他「不憐百姓」。
至於不開官倉救災，非「惜倉庫」，而是要藉開皇十四年這場旱災所造成的種種不便，帶出「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隋書．食貨志》)，從而推動義倉 (社會各界負擔倉穀，災荒時向饑饉者賑給糧食的民營倉窖) 改革。官氏說：
《隋書．食貨志》中的記載便是明證。細心閱讀《隋書．食貨志》，可以透視到撰史者的刻意鋪排……引文明言開皇十四年有一場旱災，然後把義倉的衰敗問題歸咎於「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娓娓道來。繼而撰史者一口氣介紹出隋文帝幾道詔書，內容都是圍繞著義倉的改革……《隋書》作者利用通古今式之志書撰寫筆法，交待出義倉由「私營」變「官營」的一段沿革史。
……十四年辛未大旱災的出現，正好讓隋文帝政府利用移民就食洛陽，製造輿論，公告天下，促成義倉順理成章由「私」變「官」。
如果文帝真的視倉庫比人命更重要，開皇十八年開倉從何說起？文帝又為何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
總括而言，官德祥根據史料，判斷隋文帝「不憐百姓」及「惜倉庫」之說有違歷史事實，「命百姓山東就食」也是情有可原，屬移民就粟的救荒手法。這可謂一新耳目，既將教科書上的偏見一掃而空，亦推進香港隋史研究的進展，功不可沒。引一網友的話：「這篇論文算是我查找到的參考價值很高的文章」。
又連錢穆先生都受唐太宗意見誤導，可見治史建基於客觀可信的史料之不容易。另查《朱子語類》，有「雖會節儉，又須著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嗇而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為」，可見南宋時《貞觀政要》已起誤導作用，受誤導的包括朱夫子。
[註] 官氏＜隋文帝與開皇十四年旱災＞細針密縷，旁徵博引，牽涉的考證甚多，而且皆極具史學價值，上文只勾勒其大概而已，詳細仍可拜讀其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