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三年四月初十 (1911 年 5 月 8 日)，清廷宣佈成立責任內閣，頒行內閣官制。關於內閣的成分，可參考《清史稿．宣統皇帝本紀》：
戊寅，詔改立責任內閣。頒內閣官制。授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俱為協理大臣。以梁敦彥為外務大臣，善耆為民政大臣，載澤為度支大臣，唐景崇為學務大臣，蔭昌為陸軍大臣，載洵為海軍大臣，紹昌為司法大臣，溥倫為農工商大臣，盛宣懷為郵傳大臣，壽耆為理藩大臣。
據溥儀《我的前半生》憶述，奕劻與袁世凱關係密切。載灃欲殺袁世凱，幸賴奕劻進言，才令袁避過一劫。
攝政王 (指載灃，光緒帝之弟，溥儀之父) 要殺袁世凱為兄報仇，雖確有其事，但是被奕劻為首的一班軍機大臣給攔阻住了。詳情無從得知，只知道最讓父親洩氣的是奕劻的一番話：「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北洋軍如果造起反來怎麼辦？」結果是隆裕太后聽從了張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凱回家去養「足疾」，把他放走了。
溥儀又說：
奕劻的勝利，則意味著洹上垂釣的袁世凱的勝利。
那桐、徐世昌和袁世凱的關係，馬建標＜「洹上漁翁」- 辛亥年間袁世凱的公眾形象與權勢格局＞：
奕劻與那桐早已被袁世凱所收買，他們與袁世凱的賄賂關係在晚清朝野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引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編委會編《晚清宮廷生活見聞》)
而徐氏與袁世凱有莫逆之交。
1905 年，袁世凱創建新式警政，保舉徐世昌為巡警部尚書，負責京師治安。徐後來出任東三省總督。至於那桐，除了與袁有金錢關係，亦是袁的兒女親家。儘管內閣出台時袁世凱已不在中央朝廷，其影響力絲毫無損，事甚顯然。
載灃能夠做，是起用滿洲宗室皇族予以抗衡。溥儀提到：
我父親並非是個完全沒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為了維持皇族的統治，首先把兵權抓過來。這是他那次出使德國從德國皇室學到的一條：軍隊一定要放在皇室手裡，皇族子弟要當軍官。他做得更徹底，不但抓到皇室手裡，而且還必須抓在自己家裡。在我即位後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載濤做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建立皇家軍隊。袁世凱開缺後，他代替皇帝為大元帥，統率全國軍隊，派兄弟載洵為籌辦海軍大臣，另一個兄弟載濤管軍諮處 (等於參謀總部的機構)，後來我這兩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軍部大臣和軍諮府大臣。(《我的前半生》)
今人只知譏諷慶親王內閣為皇族內閣，以為載灃難辭其咎，殊不知背後涉及兩派鬥爭與角力，內閣人選乃是彼此互相爭持較量的結果。
朱文亮＜清末皇族內爭與袁世凱復出＞留意到一個細節：
慈禧臨終遺命雖稱「嗣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授權載灃為其兒子幼帝溥儀攝政並監國，但同時補充「遇有重大事件，必須請皇太后懿旨者，由攝政王隨時面請施行」。這意味著攝政王並不能乾綱獨斷，遇有重大事件，須向皇太后請示，隆裕皇太后可以對載灃進行牽制。
慈禧臨終懿旨奠定了宣統朝載灃、隆裕互為牽制的權力格局，卻對二者權力界限仍有模糊之處。何為「重大事件」，其中有著不可捉摸的權力空間，留待載灃、隆裕自行博弈。在新舊權力交替的間隙，隆裕亦迅速採取種種措施，鞏固自身權力。
雖然他大膽推斷：
作為滿族皇室，她與載灃都忌憚漢族重臣袁世凱擅權，都有罷袁動機。而且，袁世凱在立帝一事上曾有損她的利益，更是加深了她與袁世凱之間的矛盾。縱觀袁世凱復出的整個歷程，最大阻力實際是隆裕。由此可知，隆裕在罷免袁世凱時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另一邊廂，孫昉、劉平＜論宣統朝載灃與隆裕太后的交替持權＞認為：
在這一時期，監國攝政王載灃利用自己身為「皇本生父」的有利條件，吸納載洵、載濤、載澤等青年親貴成員，形成高度年輕化的少壯親貴集團。該集團不僅排擠袁世凱、張之洞等漢族重臣，以組建「皇族內閣」回應立憲派的政治訴求，同時變相架空隆裕太后，避免再次出現太后專權的局面。
奕劻、袁世凱一派有否得到隆裕太后支持以牽制載灃，值得玩味，留待日後更多材料以核實。要之，如蔡東藩《清史演義》所言：
洵、濤統是攝政王胞弟，翩翩少年，丰姿原是俊美，可惜胸中並沒有軍事知識，只仗著阿兄勢力，占居樞要。一對繡花枕，好看不中用。
隨著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需要盡快調動北洋陸軍平亂，袁世凱於是被重新起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