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朋園＜梁啟超在民國初年的師友關係＞：
梁啟超與康有為在政治上的結合，由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除了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三年，因梁之提倡革命與康氏有所不和外，大體上他們是一致的。尤其是梁棄民主革命而君主立憲以後，師徒唱合，搭配得天衣無縫。甚至於到了武昌革命發生，仍與康互相呼應，要求中國採行英國的立憲政體。故在清季，康梁相提併論，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康、梁到了民國，已非復一個集團。
據此可知梁啟超 1911 年＜新中國建設問題＞對「虛君共和」的理解，該跟康有為的相差不遠。
惟梁啟超進入民國後逐漸不信這一套，跟康有為亦漸行漸遠。細緻言之，梁啟超已對滿清皇族、官員徹底失望，不想再為實現一抽象的政治理念而不斷與虎謀皮。＜新中國建設問題＞有以下一段文字：
然則中國亦可行此制乎？曰：嗚呼！吾中國大不幸，乃三百年間戴異族為君主，久施虐政，屢失信於民，逮於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絕望，貽我國民以極難解決之一問題也。吾十餘年來，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與惡政治奮鬥，而皇室實為惡政治所從出。於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僇辱窘逐之者，無所不用其極。雖然，吾之奮鬥，猶專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為射鵠，國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為有所畏，有所媚，訕笑之，辱罵之，而吾不改吾度。蓋吾疇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不適於中國，欲躋國於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現皇統而虛存之。十年來之所以慎於發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計也。雖然，吾蓋誤矣。今之皇室，乃飲酖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貽我中國以難題。使彼數年以來，稍有分毫交讓精神，稍能布誠以待吾民，使所謂 (十九條信條) 者，能於一年數月前發布其一二，則吾民雖長戴此裝飾品，視之如希臘、那威等國之迎立異族耳，吾知吾民當不屑齦齦與較者。而無如始終不寤，直至人心盡去，舉國皆敵，然後迫於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夫國家之建設組織，必以民眾意向為歸。民之所厭，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嗚呼，以萬國經驗最良之虛君共和制，吾國民熟知之，而今日殆無道以適用之，誰之罪也？是真可為長太息也！
結合張朋園這段分析，更能見出梁之心境：
清帝遜位前夕，康曾致梁一函……梁氏作答，表示決不再為「虛君共和」這一個緣木求魚的想法去與袁世凱、北方軍人及各省督撫周旋，更不屑與那些羊狠狼貪的滿清親貴相合作。他勸康改變態度，擁護共和……如若不然，「趨舍異路，愴悢何言！」只好各行其是。在這封向未公開的親筆函中，梁氏的表示是十分嚴肅的。
大體梁啟超的性格是史學底，講究現實可能性，因時制宜。康有為卻是哲學底，著重對理念的堅持與信守，排除萬難以圖實現。此一分歧，在梁啟超自著的《清代學術概論》尤其能夠反映：
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也有然，其在學問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者亦以此。
啟超與康有為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去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
性格、治學方式的差異，令梁啟超放棄虛君共和想法，轉變為積極擁護民國。加上維新派內部有聲音勸梁「各樹一幟，各行其是」，堅決反對民主共和亦可能令梁不能與民國政權接近，無法回國組織政黨，長遠而言不能在國內政治佔有一分勢力，「他日將無吾輩跕足地矣！」師徒二人終於分道揚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