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楊堅，《隋書．高祖紀上》稱他是「弘農郡華陰人」，乃東漢太尉楊震之後。不過，翻查其父楊忠及上幾代的家族資料，早自楊元壽起，已於「後魏代為武川鎮司馬」，至楊忠，跟從宇文泰入關中，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能在關隴集團內手握軍政實權，楊忠必定是鮮卑人，或至少有鮮卑血統 (王桐齡＜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要之，他不可能是純正漢人。可是，何解《隋書》要提到弘農楊氏？要提到楊震？竊以為這和楊堅有意爭取漢人士族大姓支持有關。
有別於一般代北胡人，楊堅對漢文化並不抗拒，一個旁證見於《隋書．鄭譯傳》：
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
《周書．鄭孝穆傳》：
譯幼聰敏，涉獵群書，尤善音樂，有名於時。
楊堅能與滎陽鄭氏出身的鄭譯一同讀書，講究音律，此令他顯得不一樣，可充當代北胡人、漢人士族大姓之間的橋樑。又與鄭譯矯詔安排楊堅輔政的劉昉，是「博陵望都人」(《隋書．劉昉傳》)，楊堅在漢人士族大姓中有相當份量的地位，可見一斑。
北周武帝是一令主，任內消滅北齊，統一北方。他死後，長子宇文贇繼位，是為宣帝。劉昉於周武帝時，
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隋書．劉昉傳》)
至於鄭譯，
東宮建，以譯為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愛……宣帝嗣位，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邑千戶。既以恩舊，任遇甚重，朝政機密，並得參詳。(《周書．鄭孝穆傳》)
換句話說，劉、鄭皆以東宮僚屬的身份，進入中央權力核心。楊堅方面，一方面承繼父親的「隨國公」，一方面將女兒楊麗華嫁予宣帝，以后父身份攝政。劉昉之所以支持楊堅，就是因為楊堅「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隋書．劉昉傳》)。
不過，楊堅此一外戚身份，並不保其全家安全。據《隋書．高祖紀上》：
高祖位望益隆，帝頗以為忌。帝有四幸姬，並為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帝每忿怒，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
北周宣帝早對楊堅起猜疑，甚至動殺機，而這又有一遠源，即宇文護、宇文憲對楊堅的不放心：
宇文護執政，尤忌高祖，屢將害焉，大將軍侯伏、侯壽等匡護得免。其後襲爵隋國公。武帝聘高祖長女為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深自晦匿。(同上)
不只北周宗室不信任，連北周武帝最信任的王軌 (父親王光，自稱是東漢司徒王允的後裔，卻有胡姓烏丸氏，曾作為爾朱榮部下參與「河陰之難」屠殺漢人) 都說楊堅「有反相」，楊堅必有一些東西，在根本上與北周立國原則相違背，這極有可能就是與漢人士族大姓過從甚密，乃至把自己看成是漢人的一分子。
朝中大臣對自己疑心，連天子女婿都不相信自己，處處恫嚇威脅，楊堅唯一可以做，就是盡力巴結宣帝兩位寵臣。劉、鄭選擇和楊堅合作，也很簡單，二人在朝堂上本來就無深厚根基，純粹依賴宣帝寵信，火速冒起。但宣帝一死，二人何去何從？在代北武川鎮出身的人主導的朝堂，二人要麼被整肅，要麼靠邊站，既然如此，何不推舉一個與自己為善的代北武將輔政？況且，鄭譯與楊堅曾是同學，推楊堅出來絕對萬無一失。
只有置於這一脈絡，我們才可理解為何楊堅汲汲於要說自己是弘農楊氏「關西孔子」楊震之後，為何他專政後尉遲迥、王謙要起兵發難。尉遲迥正是代北鮮卑人，王謙父親王雄則跟從賀拔岳入關中。「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周書．王謙傳》) 不是為反叛而作的藉口，而是發自內心的真誠。
《周書．顏之儀傳》：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群書，好為詞賦……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
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
顏之儀是南人，後入北周為官，以直言極諫見稱。宣帝死前，以他為輔政大臣之一，匡扶年幼的靜帝，《隋書．劉昉傳》：
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喑不復能言。
顏氏既以北周為歸宿，且看其如何對待劉、鄭矯詔一事，又如何反應楊堅索取符璽，清一色義正辭嚴地反對，不惜冒死直言。由顏之儀的言行，可知楊堅仍爭取不到朝中全部漢人官員支持。他和劉昉、鄭譯亦基本上是北周的背叛者。楊堅後來是篡周自立。
補充一點，為楊堅所用以平定尉遲迥的韋孝寬，乃「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涉獵經史」(《周書．韋孝寬傳》)。另有王誼，
河南洛陽人也……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時大塚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 (北周孝閔帝) 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為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丁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也是漢人，有文化素養，本乎忠孝行事。大體為楊堅所吸納的，皆為北方漢人。
楊堅代周後，劉昉被投閒置散，《隋書．劉昉傳》：
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
鄭譯方面，《隋書．鄭譯傳》：
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臟貨狼籍。高祖陰疏之……譯自以被疏，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隋書．劉昉傳》有以下一段：
于時尉遲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為將，譯又以母老為請，高祖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
不敢與代北武川鎮勢力直接正面衝突，決志效忠楊堅，是劉、鄭被疏遠的主因。
韋孝寬死於公元 580 年，公元 581 年楊堅始篡周，故得免。但王誼也難逃楊堅猜疑，而不得善終，《隋書．王誼傳》：
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為同學，甚相憐湣，將奈國法何？」……于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楊堅得位不正，故每有風吹草動，必起過度的疑心。劉、鄭方面，當初擁楊純為保存自身權力，豈料事成後竟落得被疏遠，投閒置散，他們自然要「另謀出路」，這也在情理之中。總之，三人的結合本來就是建基於利益 (故為顏之儀所不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此也是理所當然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