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黃爵滋、林則徐派系，張際亮是很好的切入點。《清史稿．張際亮傳》：
際亮，字亨甫，建寧人……燠以名輩自處，縱意言論，同坐贊服，際亮心薄之。燠食瓜子粘須，一人起為拈去，際亮大笑，眾慚。既罷，復投書責燠不能教後進，徒以財利奔走寒士門下。燠怒，毀於諸貴人，由是得狂名，試輒不利……十八年，鄉試者約：「張際亮狂士不可中。」而際亮已易名亨輔，中式。拆卷，疑欲去之，副考官申解而止。
……際亮故與桐城姚瑩善。二十三年，聞瑩以守土事被誣下獄，入都急難。及事白而際亮疾篤，以所著思伯子堂詩集囑瑩，遂卒。其後瑩子濬昌輯而刊之，都三十二卷。
透過上述文字，我們可以知道：
(1) 張際亮嚴守「義利之辨」，故看不起曾燠「徒以財利奔走寒士門下」；
(2) 張際亮的擇善固執令他難以通過考試進入朝廷，反得來「狂士」的名號；
(3) 張際亮畢生與姚瑩交情深厚。
姚瑩《張亨甫傳》：
曾食瓜子粘鬚，一人起為拈去。亨甫大笑，眾慙，曾不懽而罷。明日亨甫投書，責曾不能教導後進，徒以財利奔走寒士，門下不知自愛，廉恥俱喪，負天下望，累數百言。曾怒，毀之於諸貴人，亨甫以是負狂名。
「不知自愛，廉恥俱喪，負天下望」，張際亮的價值觀是儒家式的，顯而易見，狂士仍是士的一種。關於姚瑩，《清史稿．穆彰阿傳》：
文宗自在潛邸深惡之，既即位十閱月，特詔數其罪曰：「穆彰阿身任大學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從前夷務之興，傾排異己，深堪痛恨！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耆英之無恥喪良，同惡相濟，盡力全之……」
咸豐扳倒穆彰阿，重提穆陷害姚瑩的舊事，為姚瑩昭雪，據此可知姚瑩屬「穆黨」對立陣營。
按＜張際亮：文章通性命平生萬卷書＞，張際亮相信「文章通性命」，名臣潘世恩評價其詩歌：「激昂慷慨，可泣可歌，忠孝之忱，時流露於楮墨間」。除了姚瑩，他與林則徐、黃爵滋等都有交往。儘管際遇不同、地位懸殊，張際亮和林則徐同有愛國恤民之心、興利除弊之意，張因此與林惺惺相惜。
張琼＜略論近代愛國詩人張際亮的憂患情結＞指張際亮懷有歷朝儒家士大夫的憂患意識：
張際亮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他的憂患，無關個人際遇，無關一己得失，而是心懷天下，為國家、為天下蒼生憂心不已。
張際亮的憂患意識，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憂患文化的弘揚……憂患，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文人共同的心態，無論窮達，無論朝野，縈繞在文人心頭的是揮之不去的憂患之思。
奈何張際亮始終身居下僚，縱使有振興國家的想望，終究鬱鬱不得志，張琼說：
張際亮能夠預見危機，無奈身居下僚，人微言輕，只能將希望寄託在當權者身上。但是，現實卻讓張際亮不得不扼腕歎息，官員的腐敗無能更加劇了張際亮的憂憤……
張際亮就是一個例子，他不是一個只會紙上談兵的文人……他才華過人，賈誼、諸葛亮是他效法的對象……
張際亮的處境，其實是嘉慶、道光年間，有志貢獻國家的漢人士大夫，面對著一個偏袒滿洲親貴利益的政權，所遇到的普遍情況。要麼改弦易轍，置國家民族前途於不顧；要麼把握一絲機會取得聖上首肯，實踐自己改革的抱負，後者實際就是林則徐的取態。
由中唐二王八司馬借順宗權力改革，到北宋王安石爭取神宗支持變法、明代張居正藉神宗年幼柄政，「得君行道」的想法一直不絕。林則徐藉嚴禁鴉片及主戰獲道光青睞，在朝廷站穩陣腳，與其說是為了一己私利，不如理解為「得君行道」某種意義的延續。
可惜是，儒生們認為的「道」，未必在實際上對各方最有利。二王八司馬打擊宮市，宦官就非常不滿。范仲淹要裁冗官，官員也大肆反對。黃爵滋、林則徐嚴禁鴉片，首當其衝是有煙癮的宗室親王及八旗子弟，其次是販賣鴉片置富的外商 (特別是英商)。雷縉《蓉城閑話》記林則徐奉命入覲：
道出直隸，遇直督琦善，囑文忠無啟邊釁。蓋文忠任江臬時，琦為總督，曾薦文忠。今忌文忠故言此。論似公而意則私也。文忠漫應之。
琦善「無啟邊釁」的叮囑倘若屬實，背後是有務實貼地的政治智慧，「穆黨」、弛禁派非一無是處，無奈黃、林派系完全置之不理，內心認為的道義先行，「漫應之」結果是真的挑起與英國的兵爭。
儒家思想通過政治落實，往往會導致黨派鬥爭，令原來問題無從解決，同時亦令知識分子很容易身敗名裂，不得善終。劃開儒學與政治，讓其各自運行，似有必要。
又黃爵滋、林則徐派系，應被置於中國傳統歷史脈絡下照察，了解其苦心和難處，決不應用「個人政治利益豪賭」、「政治投機者」等標籤對其事功一筆抹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