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珂編撰的《清稗類鈔》中,榮祿並非一面倒對慈禧太后言聽計從。他一方面盡量避免慈禧做錯決定,一方面積極為其愚昧收拾善後。對於朝中理性務實的官員,他嘗試保護。對於李鴻章等洋務派,他致力溝通。以「慈禧親信」標籤榮祿,顯然未足夠窮盡《類鈔》中榮祿的形象。
戊戌政變後,慈禧有意廢光緒另立端郡王載漪次子溥儁。《清稗類鈔.詼諧類.強奸香濤一次》:
光緒己亥冬,孝欽后立溥儁為大阿哥,將廢德宗,而外人有違言,孝欽微聞之。且東南督撫方電稱死不奉詔,遂暫緩。
《清稗類鈔.義俠類二.汪穰卿不恤賈怨》:
光緒戊戌冬,孝欽后欲廢德宗,立端王載漪子溥儁為大阿哥,輿論大譁。
面對輿論壓力,加上外國干預,榮祿作何取態?《清稗類鈔.忠藎類.榮祿調護德宗》:
光緒戊戌變政,孝欽后不慊於德宗,廢立之意甚亟,榮祿累諫不從。一日,孝欽又以語榮,榮曰:「必欲議廢立,請先斬臣。」孝欽無言,事遂寢。
他沒有盲目逢迎慈禧,而是多次諫阻,不願依從。
理性地審時度勢不走激進的作風,還見於追究殺害杉山彬、克林格的兇手。《清稗類鈔.戰事類二.聶士成馬玉崑與洋人戰於畿輔》:
二十二日,有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杉山彬、克林格者議罪,大學士榮祿意也。載漪大怒,不視事,孝欽強起之。
杉山彬是日本使館書記,克林德是德國駐華公使,二人被殺而不予以處理、追查,必招致德日兩國不滿,對清王朝更加不利。
由於榮祿不是盲目讓民族情緒上頭,一心排外而後快,堅決反對利用拳民的官員都與他有來往,例如廖壽恆,《清稗類鈔.獄訟類二.庚子五忠冤獄》:
(聯) 元、(立) 山既死,漪、毅諸人將以次盡殺異議諸臣,而尚書廖壽恆為之首,蓋壽恆以翁同龢引入樞垣,尤為漪、毅所惡故也。壽恆時寓東華門外一小寺,聞耗大懼,屬其戚某哀於榮祿。翌日,祿答之曰:「今日入對,百計為仲山壽恆字。乞恩,而慈意不可回,奈何?可令及早自裁矣。」會先期一日八國聯軍入城,乃得脫。
聯元、立山等因主張「奸民不可縱,外釁不可啟」,開罪載漪、剛毅等滿洲親貴,被殺收場。廖壽恆當時亦對縱容拳民有微言,擔心遭滿洲親貴害死,派人向榮祿訴苦。榮祿竟在慈禧面前力保廖,雖未能成功,但榮祿決非唯慈禧是從,可想而知。
《清稗類鈔.外交類.張文襄與各國領事立約》:
或曰:東南保守之約,榮祿實陰主之,且阻董福祥之攻各國使館。然榮之陰持匪類,使不得逞,乃用其門人樊增祥之言。
關於阻董福祥攻各國使館,《清稗類鈔.會黨類.義和拳欲滅洋》有更詳細的記述:
五月二十四日圍攻使館之舉,世或以禍首蔽罪於董福祥,而實非也。排外之舉,本由榮祿主持,董為榮所卵翼,自不得不聽其發縱指示。董之譎,在其攻使館時不盡力耳。蓋自津沽既失,聶士成軍覆沒,董亦明知聯軍不可力敵,而又不願下心俛首,以自表無能,乃遷延使館之外,以陰俟轉圜,此其用心雖巧,然諸國使臣竟獲無恙。其後和局開議,尚不至無可藉手,則即此一念,而國家之蒙其蔭者亦不少矣。或曰,董之遷延,亦榮陰教之,授之意,使勿力攻,而外承孝欽諭助剛。
一言以蔽之,榮祿陽奉陰違。慈禧受滿洲親貴慫恿,對洋人動武,榮祿表面不得不跟從。可是,另一方面,理性上,榮祿知道排外必敗,所以指示董福祥攻使館時留有一手,不要過於激烈,免得雙方矛盾去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事實證明榮祿判斷是對的,慈禧、光緒避走西安,全無招架之力,清廷能與八國議和,其中一個因素是排外未有去到太盡,而這正是榮祿的功勞。
東南互保未必是榮祿提出,但有份主張的袁世凱,曾獲榮祿推薦在天津小站練兵。二人關係密切。
慈禧至西安,下詔罪己,一反常態,推行新政。竊以為受到榮祿影響。《清稗類鈔.諫諍類.七御史一日七奏》:
光緒庚子西巡,孝欽后與德宗下詔罪己,實出榮祿之意,樊增祥為之起草者也。朝臣稍稍趨行在,每召見,孝欽必哭,群臣條奏自強之計,多所采納。
儘管拳亂平息後慈禧復歸保守,至載灃才再次展開改革,榮祿對晚清新政有貢獻,此乃無容置疑。
《清稗類鈔》不是正式官方史書,其有多少可信性,值得疑問。不過,據《清史稿.榮祿傳》:
時太后議廢帝,立端王載漪子溥俊為穆宗嗣,患外人為梗,用榮祿言,改稱「大阿哥」。
二十六年,拳匪亂作,載漪等稱其術,太后信之,欲倚以排外人。福祥率甘軍攻使館,月餘不下;榮祿不能阻,載漪等益橫,京師大亂,駢戮忠諫大臣。榮祿踉蹌入言,太后厲色斥之。
榮祿分明保住光緒的皇帝地位、修正載漪等造成的亂局、為正直大臣出頭而得罪慈禧,《清稗類鈔》更應該被看成《清史稿》的補充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