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全面控制曹魏朝廷後，有意廣泛實施屯田，累積更多糧食，以便日後統一戰爭之用。這時鄧艾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他「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建議由黃河引水注入兩淮，於淮南、淮北進行屯田。司馬懿採納其計策，
北臨淮水，自鐘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
自此，「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換句話說，大軍南下不會出現缺糧情況，皆鄧艾之功勞。
晉武帝司馬炎篡魏自立，未幾平孫皓，統一全國。當時糧食價格低，布帛價格貴，晉武帝欲施行平糴法，由官方用布帛購買民間糧食，以備不時之需。官府在農作物豐收時，用平價買進米糧，儲存起來，待荒年時售出，此有助穩定糧食市價，乃一德政。奈何朝中官員紛紛反對，主張「不宜以貴易賤」，事竟未行。值得留意是泰始二年 (公元 266 年) 的詔書，有
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以充儉乏。
政策觸及「豪人富商」既得利益，而官員多出身門閥世族 (九品中正制下，令「上品無寒士，下品無世族」)，與「豪人富商」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或許是政策未能落實的根本原因。要之，積重難返，晉武帝並非沒有嘗試遏抑地方豪強，只是實在有心無力。
在有限條件下，晉武帝唯一可做，為恢復對農業的重視。早在江南未平，朝廷已「厲精於稼墻」，武帝本人更「親耕藉田」。不久，立常平倉，為老百姓儲存農作物，供荒年之用。「敕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這是分明的重農抑商。「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雖流於文字勸籲，卻有壓制地方豪右坐大的意識存其中。
農業發達與水利建設息息相關，故有「光祿勛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另外，有見於兵士「出戰入耕」過於辛勞，晉武帝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時為咸寧元年 (公元 275 年) 十二月。
我們可以說，終武帝一朝，「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西晉初年的經濟狀況不但不壞，而且非常繁榮。
直至惠帝，政治上歷經「八王之亂」，致使國家元氣大傷。「永嘉之亂」緊隨其後，匈奴入侵，懷愍二帝被虜，「喪亂彌甚」。經濟因此由盛轉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