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 (公元 196 年)，曹操採用棗祗、韓浩的建議，施行屯田。屯田構想來自西漢趙充國，初用於邊地。東漢末年，經歷災荒戰亂，民間嚴重缺糧。雖地方勢力相繼抬頭，軍糧維持往往透過搶掠，並無長遠打算。即使雄霸河北的袁紹、割據江淮的袁術，其終究無法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落得「民人相食，州里蕭條」。曹操有見及此，覺得「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於是募民屯田於許昌，竟得穀百萬斛。他又於「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結果在「倉廩皆滿」之下，於官渡之戰擊敗袁紹，後更「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可以說，曹操霸業的成就源自屯田的成功。
不過，屯田一開始並非一帆風順。「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這裡的「民」何所指，不得而知。可是，從袁渙向曹操建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此群「民」絕非普通老百姓那麼簡單，而為地方上有相當影響力者。正因為在地方上有相當影響力，他們才不樂意離開既有根據地，到指定地方屯田，對此心生反感。袁渙的出身值得我們注意。他是陳郡扶樂人，父親曾為漢司徒。換言之，他來自官宦之家，為門閥世族之後。「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與其被解讀成袁渙知道以民為本的重要，不如說他在為地方上有影響力的「民」謀求轉圜餘地 (用唯物史觀的術語，即其社會階級背景使然)。曹操卒之同意，「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這其實是一種妥協、讓步，由此可見漢末社會狀況之一斑。
國淵、任峻是屯田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官員。「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國淵的角色，是因應實際情況及人民反應，檢討修正屯田的細則，令屯田暢順推行。至於任峻，「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衞之，賊不敢近。」其貢獻在保存及運送屯田所得的糧食上。要之，歷五年時間，曹魏再無糧食短缺的問題，農業亦慢慢恢復，不讓商業獨熾，司馬芝上疏魏明帝，提到「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可見後人以屯田為曹操首要政績。
曹操為宦官養子之後，出身寒門，他因此對豪強地主專橫有深切體會，而有意抑制，魏書載公令曰：「……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屯田雖不是正面和豪強地主衝突，卻多少限制了其勢力進一步發展。一個旁證是，協助曹操屯田淮南的倉慈，「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旣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重用敢於與豪強地主對著幹的急先鋒，屯田顯然不是單純的戰時經濟措施，而為曹操有意識地處理東漢社會經濟弊病的嘗試。
補充一點，曹魏以外，蜀漢、東吳皆有施行屯田。諸葛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孫權為將軍，(陸) 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