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金春峰寫解放前後的馮友蘭，會看到一個知識分子投共的悲哀。
1949 年，馮友蘭自以為早已懂得馬克思主義。事實上，他在大英圖書館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亦在《新事論》中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寫了進去。他對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全無理解。正因為深造有得，繼而生起自信，故解放之初，他身先士卒，說：「中國哲學家的當前的任務是充分參加這個改變世界的事業。任何一個人當然都有這種任務，但哲學家有他的特殊的任務。那就是『充分地解釋這個新世界』⋯⋯它如果正確地解釋了世界，這種解釋，就成為改變世界的指南，因此就對於改變世界有了貢獻。」金春峰說得好，此時的馮氏「不僅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自居，而且也以改變新世界提供方向、指南的指導自居了」，他「想充當革命新世界的解釋者與指導者」，這個時候的馮友蘭，可謂自信滿滿，心高氣傲。
然而，馬克思留下名言「從來的哲學只是解釋世界，但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馮友蘭認為哲學家的任務在於說明世界，這只暴露他不真懂馬克思主義。尤其甚者，「改變世界」不是坐在書齋鑽故紙堆，而是無產階級用革命鬥爭推翻資本主義，當中牽涉流血的武裝鬥爭，以及革命勝利以後對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強烈的革命性、階級性，馮友蘭顯然不甚了了。他甚至不明白自己四十年代創建的「新理學」體系，正是馬克思主義最反對的腐朽反動的唯心哲學之一。他沾沾自喜，自以為把中國哲學發展到了最高峰，殊不知共黨分子早已把其哲學思想定性為最落後、最反動。
因為主觀意願和客觀現實出現嚴重分歧，馮友蘭的進取接二連三換來中共當局的警告與質疑，先有華北高教委批示「應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動言行」、錢俊瑞「你的思想跟黨不合」，後有毛澤東覆信「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毛澤東之所以覆信，是由於馮友蘭之前滿懷信心表示「五年之內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可惜「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癡心錯付，沒多久，暴風雨襲來，馮氏迎來人生的大災難。
1951 年 4 月 25 日，馮氏在「三反」運動下，承認自己過去的言行有反動性、危害性，又表示自己 1949 年後基本無進步，立場未有改變。同年 10 月，他撰文提到「我之所謂『學術』工作，其實就是最反動的政治活動，尤其是在對日抗戰時期，在共產黨與國民黨所領導的階級鬥爭最尖銳的時候，我寫了幾本書，提倡中國封建社會的所謂『正統』哲學，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敵。」向中共主動投誠及認錯，為他贏得政治上高度重視及尊敬，但這正是知識分子自甘墮落的開始。
文革時期，馮友蘭自我懺悔，提到自己過去做得不對的地方：
(1) 只服從人民政府，而不認自己與共產黨有直接關係；
(2) 未有公開表態擁護共產黨、毛主席；
(3) 沒親自找過清華的黨組織；
(4) 以「我是辦學，不是要飯」拒絕反映教職員生活困難的問題；
(5) 說過「從學校的觀點看，能夠遠離政治就好一些。」
當一個國度連選擇遠離政治的自由都不具備，不表態都是罪，知識分子注定淪為當權者的傳聲筒、頌揚者。1973 年的批林批孔中，馮友蘭搶先「從舊營壘裡衝殺出來，給了孔丘一個回馬槍」，為四人幫效力，更向江青獻媚。當初的高傲自負早已不再，取而代之是跪地磕頭，造成箇中轉變即為中共極權管治，以及馮氏道德人格的不夠「硬」。
金春峰說：「這對於一個深有學養的學者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慶幸是馮氏最終醒悟，「1974 年我寫的文章，主要是出於對毛主席的信任，總覺得毛主席、黨中央一定比我對。實際上自解放以來，我的絕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現在看來也有並不可取之處，就是沒有把所有的觀點放在平等地位來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時得到吹捧，也確有欣幸之心，於是更加努力『進步』。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誠，而是嘩眾取寵了。」今時今日，在香港讀馮氏晚年種種經歷，能不戒慎恐懼乎！「跟車太貼」未必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