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史與釋史是歷史學研究的核心內容」的講座中，北京大學歷史系辛德勇教授分享了其業師黃永年先生研治歷史的法門。
辛氏認為，黃永年治史，特別注重考據方法的運用，具體言之，不外乎考辨甄別不同以及謬誤錯訛的文獻記載，以及釐清論定撲朔迷離的史事。對於許多學者喜歡用一特定範式來解讀複雜紛紜的歷史現象，以為如此看待歷史才夠深度，辛氏不以為然。他更推崇胡適之先生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大膽假設」不是不可以，但必須配以「小心求證」，「小心求證」不是別的，就是考據。
辛德勇回想老師生前講述最多的兩個字就是考據。考據並非只考訂某些具體環節，或孤立地考辨某些無關宏旨的細瑣事項，而是要實事求是地考釋、解析歷史的具體發生及演變過程。任何罔顧事實而求之過深，思之過遠，都是不必要的。「方法簡簡單單，平平常常，就是一一核實各個派系核心成員的籍貫和家族狀況，得出一個簡單的統計結果，全新的認識就出來了」。考據是從事歷史研究的起點，由此出發，才能取得實在的成就。
簡單比對一下史料的歧異不是高水準的史事考據，考據也無需不遺餘力地搜尋新史料，事實上，正史記述最為全面、系統、真實可靠，這是趙翼、錢大昕以降傳統史家的共同認識。過份片面追求新史料，反而容易把歷史研究引入歧途，導致無限制地誇大新史料的價值，公然貶抑正史等傳世基本史料的作用。
探索歷史問題的真實面目，入手處依靠考據，定案依靠考據，在閱讀他人學術著述時能否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以及予以解決，亦仰賴考據。
黃永年在中學受呂思勉教誨，及後拜童書業、顧頡剛為師。認識到考據方法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該受到呂思勉、顧頡剛的影響。他後來用考據方法核實陳寅恪論述的合理性，結果發現「關隴集團」、「關中本位政策」、「玄武門之變」都與陳氏所講有出入，「沒有想到寅恪先生的學問會做得這麼粗」。
黃永年堅信偏恃新史料絕不是歷史考據的正途，強調學者治史重在閱讀習見之書，特別是歷代正史，對依靠傳世史籍中的孤本秘笈做學問很排斥，「要從習見書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問題」，「習見書如紀傳體正史中未被發掘未見利用的實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幾輩子也用不完」。
嚴耕望在《治史經驗談》提到要「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他說：「新的稀有難得的史料當然極可貴，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從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閱讀過的舊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過我所謂『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決不是標新立異，務以新奇取勝，更非必欲推翻前人舊說，別立新說；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說記載的重要歷史事實用平實的方法表明出來，意在鉤沉，非必標新立異！」嚴先生師承錢穆，錢先生中學時亦受呂思勉教導，由此可看出辛德勇所講乃呂思勉一脈治史方法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