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 7 月，夏鼎基接替郭伯偉擔任財政司。和郭伯偉不同，夏鼎基認為港府應在財經事務上承擔更多的責任。1980 年，他首次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在對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時，夏鼎基清楚闡述政策內涵：
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 – 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所謂「積極不干預」，分成「積極」及「不干預」兩部份。「積極」方面包含：
1. 政府的預算和貨幣政策會影響整個經濟市場，當政府操作失誤，它有責任進行適度干預。
2. 政府應準備向銀行和證券業者施加指導及約束。
3. 政府應成立諮詢機構，使私人利益最大化及公眾利益能夠受保障。
4. 政府應提供市場生活的基本保障，包括法律、醫療保障、滅火服務、衛生管理、興建更多道路及排污系統等，以及向房屋、教育、醫療、衛生服務及社會福利等範疇注資。
「不干預」方面包含：
a. 政府不應控制自由市場的資源供應，擾亂市場運作；
b. 投資失敗的惡果讓自由市場承受，政府只在特定範圍盡其義務。
總之，一般情況下，政府以審慎理財為大原則，不採取主動干預的經濟政策，而須相信市場有自行調節的機制。可是，在必要時候，為免社會經濟紛亂，政府仍須適度介入。對一些自由市場未能顧及的民生事務也要提供協助。竊以為此乃夏鼎基理財哲學的精髓。
夏鼎基的「積極不干預」在西方並不新鮮，「新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 (F. A. Hayek) 一方面極力反對政府干預自由市場，進行社會資源再分配，一方面也不贊成「經濟上的獨斷放任態度」，而認為政府在這裡有角色 (《到奴役之路》) 。有謂「積極不干預」是受當時英國本土工黨執政影響，工黨以左翼自由主義 (又稱自由平等主義) 為理論根據，但須知道，右翼自由主義也不反對政府適度介入。夏鼎基更多是上承郭伯偉的「自由放任」政策而予以揚棄，採其長補其短。
麥理浩任港督期間，港府是全香港最大的僱主、土地發展機構、房東、教育和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火速上升的政府開支，常令夏鼎基心急如焚。政府連續三年錄得巨大赤字，尤其令夏鼎基覺得這是「顯然不能接受的」。當然，麥理浩這樣做也有理由。第一，六十年代以來，政府已積聚豐厚財政儲備 (輕工業與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令收入連年增加。又從事製造業的華商趁機投資房地產，房地產市場反彈，他們賺取巨額利潤，再把利潤投資到股市等項目，財富越滾越大。加上勞工階層亦儲有財富，新興的中產階級已具規模，財政儲備因此變得豐厚)。第二，他希望盡快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令其對香港更有歸屬感。
此外，夏鼎基有意透過稅制改革以增加政府收入，如加設利得稅、增加股息稅等，惟受到商界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強烈反對，最後擱置。
1981 年 11 月，夏鼎基晉升為布政司，在任期間，監督區議會成立，見證區議會選舉。1985 年，夏鼎基退休，返回英國。1999 年 9 月 27 日心臟病發逝世。
位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夏鼎基運動場」，便是為紀念夏鼎基對香港的貢獻而命名。
香港首位華人財政司曾蔭權，1977 年獲夏鼎基推薦，借調到菲律賓亞洲發展銀行總部工作一年，從事地區財務分析工作，曾因此大開眼界。主權移交初期，他動用外匯儲備於股市及期貨市場入市，大量購入港股，打擊國際炒家操控市場、狙擊港元，維護聯繫匯率不致崩潰，獲前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和主要狙擊者索羅斯稱許。
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與郭伯偉友好，多次指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作，就應到香港去。」(《選擇的自由》) 主權移交後，他先對曾蔭權耗資千億入市有意見，批評特區政府「瘋狂」、欲將香港「公有化」，再於 2006 年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 一文，抨擊特區政府令「積極不干預」政策夭折，從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