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上課，有同學不見了手錶，懷疑被偷。永漢師大為激動，引《莊子》「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話，教訓我們勿貪圖一時的小便宜，要貪的話，就貪一個國家、一間機構，做該國家 / 機構的統治者。他的意思是要我們目光遠大，勿因眼前的小利益而行差踏錯，悔恨終身。
中六中史的第一堂課，我印象極深，永漢師如數家珍地羅列擅長不同領域的史學家的名字及其著述 (見附錄)。當時我學力不深，似懂非懂，只把黑板上每個名字記下，豈知這些名字日後竟成為我探索中史的明燈，今時今日，我知道鑽研哪個朝代便要讀哪位學者的書，永漢師功勞至大。
永漢師是至情至性的人，尤其喜歡談論與妻子相知相識，以及婚後的恩愛。他研究馮夢龍，特別提到馮氏迷戀名妓侯慧卿一筆，稱其「不獨才華橫溢，且是性情中人」，對慧卿懷有「癡情」(《虛構與史實 – 從話本「三言」看明代社會》)。永漢師或許在馮夢龍身上找到知音。
不論對前上司張少坡修士，抑或一位英年早逝的學生，永漢師總是懷著深情。即便是荃濟，由以下一段文字，讀者也能感受到他對當年荃濟的喜愛：
你無法想像學校是 24 小時開放，兩邊鐵閘形同虛設。有時工作至晚上 11 時，籃球場和足球場仍是人頭湧湧。當中很多不是本校學生，就這樣，校園變成社區中心。學生可以穿波鞋，穿短褲，甚至涼鞋。當然有家長甚反對，我曾經在一次家長聚會，投票決定是否可以穿波鞋，竟然超過九成家長支持。會考放榜前夕，容許同學回校傾談至天曉，又容許我們在修院煲糖水。學校，就好像自己的家，同學之間傾心而少欺詐。我與早年的學生，如兄如弟，就是這種環境孕育出來。同事告訴我，六、七十年代，荃灣是郊區農田，每逢暴雨，很多家庭都緊張安全問題，我校就開了禮堂，給他們休息，漸漸成了傳統，除自己的學生外，也容許其他人士入校。(悼張少坡修士之一)
不過，永漢師雖有文人重情的一面，但也有佛道的灑脫。最記得他講過，日後見到他，切勿問他：「楊 sir，你記唔記得我？」他是一定記不起的，「兩忘煙水裡」是其格言，「兩忘」出自《莊子》「物我兩忘」，世界本來只是一氣之所化，何必分彼此？既無彼此可分，又何來「記得你」？這句話也不知不覺影響著我，慢慢成為我做人一準則，確實少了許多煩惱。
永漢師在職進修，同學間有稱他為「楊博士」、「羊羊博士」的，將近中七畢業，他說要送我們中史班同學他的著作，那時他已寫成談馮夢龍的書，但礙於出版社，不能送贈，結果送了《論晚明遼餉收支》(好像是他的一篇博士論文)。這本書的封面是淺綠色，內裡沒有圖畫，只有文字，還有大量數據及圖表，中學生看會覺得極為乏味無趣。那本書的內容，我沒仔細看過，卻深刻記得第一頁永漢師親筆寫上「賢棣」二字，「賢棣」是舊時老師對自己入室弟子的稱呼。儘管這不表示我們就是他的入室弟子 (永漢師曾說，我們只是他的學生，學生疏一層，不如入室弟子要傳承師父的專門技能)，逐本逐本親筆留字，少一點對學生的愛，亦未必願意這樣做。
中六、七的中史課，動輒是三節，每節三十五至四十分鐘，永漢師談天說地，不時提到佛學，又說到以前有位留鬍子的舊生極喜歡康德，會去讀牟宗三，加上我自己對宋明理學的困惑，凡此種種，皆促使我後來選中大哲學 (讀出來就業前景不佳是後話)。
Mock Exam 後，有次在街上與永漢師碰面，他千叮萬囑我正式考試時要寫字快一些，要練字。那時我自恃記憶力好，又懶得動手，始終未有行動。直至考後，有一題明顯來不及寫，只答了一半左右，我才明白永漢師的苦心，可惜為時已晚，我高考中史只有 C。
關於永漢師的學問路數，毫無疑問，他曾隨全漢昇治經濟史，對明朝下過苦功。可是，受性情及本科影響，其非純粹樸實、謹嚴的「史學工作者」，而不時穿梭於文學與歷史之間，以詩文證史。事實上，《虛構與史實》一書，已充分反映他這方面的傾向，此書非社會科學式的歷史考證專著，而帶有文學的情調、筆觸。
由文學擴及哲學，＜先秦儒、道二家的「道」初探＞有以下一段文字：
我只想指出道家的出世思想與儒家的入世思想表面上是矛盾不能調和，但兩家所指的「道」根本上是同一物。
一般人看這話，或許不覺有問題，但我後來修中國哲學，便知道家的「道」是「無為而無不為」，甚至可以只是萬物自生自長的一種境界，非一形上本體。儒家的天道卻必然是一創生實體，化育著萬物，甚至有人格神傾向。兩家的「道」果真是同一物？永漢師的哲學造詣，可思過半矣。
想起牟宗三一番話：
這種屬於哲學義理的了解是很難的，了解要「相應」，「相應」不單單靠熟讀文句，也不光靠「理解力」就行。文句通，能解釋，不一定叫做了解。此中必須要有相應的生命性情，若不相應，最好去講文學、歷史、科學等。學問之路很多，各盡其長，各各在本科中不亂講即可，不一定每人要來講義理，講儒家。能相應者才來講，豈不更好？(＜客觀的了解與中國文化之再造＞)
永漢師能做到「知之為知之」，未能做到「不知為不知」，誠堪惋惜！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