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禮與法＞中，錢穆視實現禮治為理想的社會政治形態。
禮治與法治相對。後者是依賴一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用「一種普遍而公平的法律」，「將全國各地攝合在一起」，「用一種統一而持久性的法律來維繫政治」。前者則是「要政府無能，而多把責任寄放在社會」，「想把風俗來代替了法律，把教育來代替了治權，把師長來代替了官吏，把情感來代替了權益」。中國思想界普遍歌詠禮治，排擊法治，尤以儒家為代表。
錢穆進一步剖析禮、法差異：
比較而言，禮之外面像是等級的，其實卻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實則是等級的。禮是導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則是束縛、限制人的行為的。禮是一種社會性的，而法則是一種政治性的。禮是由社會上推之於政府的，而法則是由政府而下行之於社會的。無論如何，禮必然承認有對方，而且其對對方又多少必有一些敬意的。法則只論法，不論人。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那曾來考慮到被罰者。因此禮是私人相互間事，而法則是用來統治群眾的。禮治精神須寄放在社會各個人身上，保留著各個人之平等與自由，而趨向於一種鬆弛散漫的局面。法治精神則要寄放在國家政府，以權力為中心，而削弱、限制各個人之自由，而趨向於一種強力的制裁的。中國人傳統提倡禮治，因此社會鬆弛散漫。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政治只成為一個空架子，對社會並沒有一種強力與束縛，往往不能領導全國積極向某一目標而前進。
他又說：
深一層言之，法的重要性，在保護人之權利。而禮之重要性，則在導達人之情感。權利是物質上的，而情感則是性靈上的。人類相處，不能保衛其各自物質上之權利，固是可憂，然而不能導達其相互間之情感到一恰好的地位，尤屬可悲。權利是對峙的，而情感則是交流的。惟其是對峙的，所以可保衛，也可奪取。惟其是交流的，所以當導達，又當融通。因而禮常是軟性的，而法則常是硬性的。中國社會沉浸在此尚禮的風氣中，一切講交情，講通融，像是缺乏力量。但弱者在其間，卻多迴旋轉身之餘地，因此一切可以滑溜前進，輕鬆轉變。若在尚法的社會，遇到權利相衝突的當口，法律雖為保護權利而設，但既是雙方權利相衝突了，保護了甲方，便不能同時保護到乙方。若乙方硬要維持乙方的權利，而不能乞援於法律，便只有要求法律之改制，法律操握在政府，若要改制法律，便只有推翻政府，來另創政府。因此尚法的社會，在其演進途程中，常不免有革命，尚禮的社會，則將無法革命，而亦不需革命。因此尚法的社會常易有劇變，而尚禮的社會，則無法來一個劇變，而且也不需要劇變。中國社會比較建立其基礎在農業經濟上，本不必有劇變，而且在大一統政府之下，劇變也是害多而利少。中國人寧願軟性的尚禮，不肯硬性的尚法，在這方面，不失為一種憂深思遠。
若用表格顯示，我們可見
| 禮治 | 法治 |
| 社會性的 | 政治性的 |
| 軟性的 | 硬性的 |
| 看似嚴分等級，實則平等 | 看似平等，實則嚴分等級 |
| 導達人的情感 (性靈上，可交流、導達、融通) | 保護人的權利 (物質上，對峙的，可保衛、奪取) |
| 導人走向自由 | 束縛、限制人的行為 |
| 由社會上推之於政府 | 由政府而下行之於社會 |
| 承認有對方，對對方必有敬意 | 不考慮被罰者感受 |
| 私人相互間事 | 用來統治群眾 |
| 精神寄放在社會各個人身上，保留各個人之平等與自由，而趨向於一種鬆弛散漫的局面 | 精神寄放在國家政府，以權力為中心，削弱、限制各個人之自由，而趨向於一種強力的制裁的 |
| 弱者在其間，有較多迴旋轉身之餘地，一切可以滑溜前進，輕鬆轉變 (無法革命，亦不需革命。無法來一個劇變，也不需要劇變。) | 弱者有較少迴旋轉身之餘地，只能要求法律之改制，甚或推翻政府 (時有革命發生，易有劇變) |
| 自由太多，政治成為空架子，對社會無一種強力與束縛，不能領導全國積極向某一目標前進 | 自由太少 |
錢穆的理解其實並不新鮮，孔子曾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
意思是：以政令來管理，以刑法來約束，百姓雖不敢犯罪，但不以犯罪為恥；以道德來引導，以禮法來約束，百姓不僅遵紀守法，而且引以為榮。
道家反對法，連禮也一併反對，錢穆覺得這為法治死灰復燃留有後路。
中國道家思想，跡近提倡無政府，因此他們不希冀成為一廣土眾民的大社會，而僅希冀停留在一小國寡民的小社會。他們反對法，同時也反對禮。他們不知道人類縱可以無政治，卻不能無社會。於是道家既反對禮治，而到底取消不了那政府，則反而要轉到法治的路上去。因而在中國，道家思想常與法家思想互為因果，道家反禮治的思想盛行之後，必然法家繼起。所以司馬遷要說申韓源於老莊，而老莊深遠矣。此為道家與法家之辯。
至於無政府主義，雖比道家優勝，但終究不如儒家尚禮。
人類縱可以無政府，到底不能無社會。而有社會，就不能無禮治。所以儒家究竟是更深遠於道家了。克魯泡特金比中國道家高明處，正在其能明白提出人類可以無政府，而同時不能無社會。中國儒家比克魯泡特金高明處，在其能在社會上安裝著一套禮治精神。從禮治精神切實做去，應可由有政府轉移到無政府。而今天西方人所想像追求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也應可以包括在內了。這正是《小戴記禮運篇》裡所揭舉的「大同世界」之理想所追求的。
有一點特別值得提出，錢穆眼中的法治，並不等同於西方的 rule of law。rule of law 強調立法須以民意授權為前提，且汲汲於制約統治者權力以建立良序管治，故此，其常與「民主」、「憲政」緊密相連，不只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更側重於法律對政府權力的控制和約束。又每個人皆受到法律的約束，統治者絕無凌駕法律之上的特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