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的觀點看無所謂善惡，這是莊子＜齊物論＞的看法，莊子借孔子之口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錢穆撰《湖上閑思錄》，為 1948 年初，同一時期，他撰另一書，即《莊子纂箋》，《師友雜憶》以下一條可為證據：
余之院長辦公室在樓上，窗外遠眺，太湖即在目前。下午無事，常一人至湖邊村裡，雇一小船蕩漾湖中。每一小時花錢七毛，任其所至，經兩三小時始返。自榮巷至學校，沿途鄉民各築小泊，養魚為業，漫步岸上，上天下水，幽閒無極。余筆其遐想，成《湖上閑思錄》一書。又據馬其昶《莊子注》原本，遍誦《莊子》各家注，以五色筆添注其上，眉端行間皆滿，久而成《莊子纂箋》一書。自為之序曰，《莊子》亂世之書也。身居亂世，乃注此書自消遣，是亦可知余當時之心情矣。
《湖上閑思錄》不乏對老莊思想的採用，竊以為和其注《莊》有關。
從氣聚氣散的總歷程言，無分善惡，勉強要分，亦只能以常態為善，變態 (失常) 為惡。錢穆說：
我們稱此變異中之恒常，在此不息不已的變動中之中，這一個較可把握較易認識的性向而謂之曰善。善只是這個動勢中一種恒常的傾向。既是一個恒常的傾向，因此在變動中時時出現，時時繼續，一切變動不能遠離他，無論如何變，如何動，終必向他回復，終必接近他而繼續地存在，因此好像他成了一切動的主宰了。好像無此主宰，則萬象萬變全不可能了，那他又如何不是善的呢？離他遠遠的便認為只是惡。善是此一動之中，惡只是過之與不及。(＜善與惡＞)
按照＜齊物論＞的套路，常與失常都是「道」，都是「一動」，二者實無本質分別。這推至其極，便是承認滅滅不已的自然及人為災難，也是生生不已的天道的體現，陷入勞思光對「天道觀」的批評。
錢穆未有依莊子的路走到極端，而是濟之以朱子哲學，善惡一方面似不能言，但另一方面仍是可以言，即以常 (「這個動勢中一種恒常的傾向」)、失常作為判準。
牟宗三晚年接受訪問，提到中國文化的精髓在於：人情之常、自然之常。以常、不常分善惡，一律統之於道之動態之歷程中，這就令錢穆不是純粹的道家，而仍然是儒家。
「善是此一動之中，惡只是過之與不及」，《朱子語類》有以下一條：
問：「『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殘忍。故它下面亦自云：『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除了善惡觀受朱子影響，錢穆劃開儒釋疆界，亦離不開朱子：
告子說，生之謂性，禪宗說作用見性，這無異於指此無始無終不息不已之一動為性。但儒家則要在此不息不已無終無始的一動中指出其循環往復之定性的中來，說此中始是性。宋明儒喜歡說未發之中，說知止，說靜，說主宰，說恒，都為此。宋儒又說性即理，不肯說性即氣，因氣只是動，理則是那動之中。若果純氣無理，則將如脫韁之馬，不知他將跑到哪裡去。天地將不成為天地，人物也不成為人物，一切樣子，千異萬變，全沒交代。現在所以有此天地並此人物，則只是氣中有理之故。氣中有理，因有恆常，由內言之則說性，由外言之則說命。由主動言則說性，由被動言則說命。(＜善與惡＞)
「在此不息不已無終無始的一動中，指出其循環往復之定性的中來」，「中」即是秩序、規律、理序。
承認世間有秩序、規律、理序，目之為性、理，寓於氣中，以分判儒釋，此乃宋儒、朱子的立場。
若從莊子的立場，大可以說佛家認一切皆虛幻不實，吾則認虛實相生而齊一於道。
惟錢穆說話好圓融，如珠走盤，故曰：
善惡本屬專用於人事界之名，脫離了人事界，無善惡可言。
孟子提出辭讓之心人皆有之作為性善論的根據，荀子則提出爭奪之心人皆有之作為性惡論的根據，其實辭讓固善，爭奪亦非惡。爭奪而過是惡，辭讓而過亦不是善，兩說各得其一偏。惟辭讓屬正面，爭奪屬反面，但沒有反面，卻亦不成為正面，因此反面並不就是惡，而有時正面也不便是善。(＜善與惡＞)
驟眼看，錢穆似要泯去善惡，但結合以下一句：
人事界雖亦千變萬化，不居故常，但亦有個恒態，有個中。若要脫離此恒態與中而直向前，到底不可能。(＜善與惡＞)
仍然承認有一秩序、規範，則善惡仍在，錢穆到底是儒門信徒。
值得一提的是，錢穆真的非常喜歡援道入儒，以莊學解儒家義理，其論「中」曰：
凡屬圓周的，或是擺幅的，必有一個所謂中。這一個中，不在兩邊，不在四外，而在內裡。一個擺動，或一個圓周的進行，並沒有停止在那中之上，但那中則老是存在，而且老是停停當當地是個中。好像那個中在主宰著那個動。那個無終無始不息不已的動，好像永遠在那中的控制下，全部受此中之支配。所以說至動即是至靜，至變即是至常。在此觀念下，始有所謂性與命。(＜善與惡＞)
莊子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齊物論＞)
然而，莊子的「中」，是透過成心的破除、概念區分之泯去，以知善惡是非美醜等一系列對立實無本質上的分別，皆可予以欣賞。
錢穆的「中」卻是指「恒常的傾向」，指秩序、規範、條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