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為何要寫《朱子新學案》?首為對全謝山《宋元學案》感不滿,欲作出修改、匡正,而以《晦翁學案》為最。
《師友雜憶》:
又憶某年暑假,余在七房橋家宅東邊陪弄中,朱筆標點《宋元學案》。當時余已先讀歐陽文忠公及王荊公諸集,對其收編頗不愜意,遂有意重編《宋元學案》。惟有此志,迄未成書。
《致楊聯陞書 (1964 年 11 月)》:
穆早年即有意重寫一部《宋元學案》,惜始終未能如意,此後亦不復有此精力矣。惟頃來時繙《學案》,感其毛病雜出,尤其全氏於理學實少體會,極多強作解人之語,擬隨時加以指正。
《致楊聯陞書 (1964 年 9 月)》:
黃全《學案》,疏略已甚,而朱子一《案》則更甚。
次為撰寫《近三百年學術史》時發現,朱子學乃平息宋學內部朱陸之爭,以及清儒宋儒漢宋之爭的樞紐。
《致楊聯陞書 (1964 年 9 月)》:
此兩月來,從頭細讀《朱子文集》及《語類》,擬寫《朱子新學案》一書,此乃穆自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已有此計劃。自朱子以來逾七百年,而學者困於門戶之見,非爭朱陸,即爭漢宋,於朱子學術思想之「真」與「全」則絕少有人加以探討……王白田窮一生之力,為朱子作《年譜》,鈎稽考索雖勤,而識力不足以副。其著眼處,幾乎只在是朱非陸,而不知朱子遇象山時其學術思想大體固已樹立,今專著意在反陸一面,則何從得朱子之真與全。其他各有陳述,各有發明。要之,亦無以勝過《學案》與《年譜》之上者。穆有意以三年精力為朱子作一「新學案」,不僅專為朱子,亦為中國理學史與經學史在其大關鍵處有所闡述。
三為重讀《近三百年學術史》,驚覺昔日對朱子學的不了解,往往影響對清儒的理解及評判,錢穆想作出補救。
《致楊聯陞書 (1965 年 1 月)》:
因治朱子書乃懂得亭林與梨洲兩人之高下,又更明白到戴阮諸人評議宋儒之無當……
穆此半年來專讀朱子書,時時返看舊日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頗覺當時學力尚嫌未足,對朱子學瞭解實不深。然此刻若欲改動,則大是難事。惟有俟此書成,俟他人合而讀之,庶知其學問深淺之經過,即如陳蘭甫於清儒首推江永,而於戴震則甚有不滿。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於江慎修落筆尚欠深到語,對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震於時論梁胡諸人之見,下筆太嚕囌,不敢從扼要處深下砭箴。此皆由今日再讀,不能不感其猶有餘憾之存焉者也。要之,暮年向學,此書之成,庶稍彌少作之餘憾則已幸矣。
四為 1964 年新亞辭職事件後,錢穆心中鬱悶,遂集中精力研治朱子以排遣。
《致楊聯陞書 (1965 年 3 月)》:
穆在新亞前後十六年,每逢拂逆,只以責任在身,莫不淡然處之。自離職以來,感觸轉多,幸能一意治朱子書。自謂晚年向學,應於自己身心修養希有桑榆之獲,並以古人遭遇與自己相較,則小小者皆可消散於不論耳。
在撰寫《新學案》前,錢穆曾有系統地閱讀《朱子語類》及《朱文公文集》。
(1) 第一遍閱讀
抗戰時期因胃病在成都休養,通讀《語類》。
自春迄夏,歷時四月。
重在通體循覽。
(2) 第二遍閱讀
1964 年辭去新亞職務後,兼讀《語類》與《文集》,而重在《文集》。
側重在學術方面。
(3) 第三遍閱讀
1965 年赴馬來亞講學,再讀《語類》。
歷時八個月。
最為沉潛,反復細嚼緩咽,所得以此次為最多最深而最大。
側重其義理精微及全部思想之體系與組織。
《致楊聯陞書 (1965 年 8 月)》:
最近半月始開始讀《朱子語類》,每日大概不超過一小時,所閱只限一、二十節,不多看,專挑有關義理方面者,以閒靜心情從容體玩。
據《師友雜憶》,錢穆首讀《語類》,是在任教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時,那時為 1943 年。換言之,錢穆一意治朱,是將近五十歲時的事。
錢穆說:
將來篇幅終不能簡,亦欲使讀者通覽此書,即不再窺《語類》《文集》之全,亦可得其大概耳。(《致楊聯陞書 (1964 年 10 月)》)
自來鈔朱子語者不下十數家,竊意為此書亦當精鈔原文,使讀者苟非作更深探究,即可不再讀其《語類》與《文集》。(《致楊聯陞書 (1965 年 1 月)》)
關於宋明理學方面,待《朱子學案》成書,恐不耐再有探索矣。(《致楊聯陞書 (1966 年 6 月)》
竊以為此乃其對《新學案》的期許,《新學案》也是他治宋明理學最後一部專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