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是著名歷史學家。然而，細究其一生，始終離不開宋明理學。
錢穆從何處接觸到宋明理學？《師友雜憶》：
使余尤難忘者，紫翔師又選授南宋朱子之《大學章句序》，及明代王陽明之《拔本塞源之論》。此後始知《拔本塞源之論》，乃陽明《答顧東橋書》之後幅，入陽明《傳習錄》中卷。余此後由治文學轉入理學，極少存文學與理學之門戶分別。治王學乃特從《拔本塞源之論》得有領悟。又其後乃知陽明《拔本塞源之論》，亦從朱子《大學章句序》轉來，則已在余之晚境矣。
「紫翔師」即華紫翔，華倩朔的弟弟，二人皆是錢穆唸小學時的老師 (十歲進無錫蕩口鎮私立果育小學)。
且說華紫翔在一暑期開一講習班，提及朱子《大學章句序》及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自此，錢穆
(a) 由治文學轉入理學；
(b) 從《拔本塞源之論》悟得陽明學義理。
值得注意是「極少存文學與理學之門戶分別」，宋明理學對於錢穆來說，不是概念遊戲，而是用來安頓自己的情感及生命，是修身準繩，這令他特別著重躬行實踐 (如靜坐)，為一般言宋明理學之專業哲學家所不及。
又 1928 年春，錢穆能在 33 歲，用一周寫成《王守仁》(即《陽明學述要》)，交商務印書館編《萬有文庫》。此當得益於《拔本塞源之論》。這個時候的他，奉陽明學為思想圭臬。一直至中年「讀王龍溪羅念庵兩集，於王學得失特有啟悟」，才「一意歸向於程朱」。
另外，「又其後乃知陽明《拔本塞源之論》，亦從朱子《大學章句序》轉來，則已在余之晚境矣」，反映向程朱的過渡實來自對陽明學的深造。
錢穆未讀大學，中學畢業便投身小學教育，於三兼小學任教，該校校長秦仲立，間接刺激他窺睹宋明理學的堂奧，《宋明理學概述》自序：
越兩載，入中學，遂窺韓文，旁及柳、歐諸家 (柳宗元、歐陽修)，因是而得見姚惜抱 (姚鼐，清代古文大家)《古文辭類纂》及曾滌生 (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民國元年，余十八歲，以家貧輟學，亦為鄉里小學師。既失師友，孤陋自負，以為天下學術，無踰乎姚、曾二氏也。同校秦君仲立，年近五十，亦嗜姚、曾書，余為忘年交。一日，忽問余：「吾鄉浦二田先生 (浦起龍，清代學者)，有《古文眉詮》，亦巨著，顧治古文者獨稱姚、曾，不及浦。同是選鈔古文，其高下得失何在？」余請問，秦君曰：「我固不知，故舉以問君耳。」嗣是遂知留心於文章分類選纂之義法。因念非讀諸家全集，終不足以窺姚、曾取捨之標的，遂決意先讀唐宋八家，韓、柳方畢，繼及歐、王 (歐陽修、王安石)。讀《臨川集》論議諸卷，大好之，而凡余所喜，姚、曾選錄皆弗及。遂悟姚、曾古文義法，並非學術止境。韓文公所謂「因文見道」者，其道別有在。於是轉治晦翁、陽明 (朱熹、王陽明)。因其文，漸入其說，遂看《傳習錄》、《近思錄》及黃、全兩《學案》 (黃宗羲、全祖望編撰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經》，治先秦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訂訓詁。宋明之語錄，清代之考據，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
《師友雜憶》有類似記載：
開學後，仲立來上課，見余辦公桌上置《文選》一書，問：君亦喜此耶。余答因讀《曾文正公家訓》，知讀此，但不甚解。仲立面露笑容曰：余亦喜讀《曾文正公家訓》，君乃與我有同嗜。其兩弟來，則必專擇書中僻字奧句為問，使余不能答為樂。
自此，仲立與余交益密，余常至其齋，暢言必逾時。一日，仲立取架上浦二田《古文眉詮》一冊，大字木刻，裝潢精美。浦氏西倉人，介七房橋水渠之間。浦族與錢秦兩族代有戚誼。仲立言，同是選幾篇古文，何以姚氏《古文辭類纂》甚得後代推尊，而浦氏書視之遠遜，兩書高上果何在。余曰：此誠一大問題，幸先生教余。仲立作慍色，曰：我不知，故以問君，奈何反以難我。余謝失言，因曰：先生所問，余素未想及，然此實一好問題，他日研思有得，當再請益。事逾數年，余思欲窺姚選用意，當遍讀姚選以外之文。遂立意先讀唐宋八家。至王荊公集，而余意大變。凡余於荊公集中所尤喜者，姚選多不錄。於是又念紫翔師蕩口暑期講習班所授，乃從治古文轉治理學家言，為余學問辟一新境界。而其時，仲立已卒。余此後亦漸不談古文。而仲立當時此一問題，實啟余良多也。
簡言之，錢穆是由文學入，從讀唐宋古文，上窺理學，此乃其學問一主脈，發展史學是後來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