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以為詞的高下優劣，繫於境界。有境界則自成髙格，自有名句。
境界有「造境」、「寫境」之分，「造境」成就理想派，「寫境」成就寫實派，惟二者有時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
境界復有「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之分。「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人於由動之靜時得之。一優美，一宏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我之境」也。「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有我之境」也。
境界非獨謂景物，也包括人心之喜怒哀樂，詞家多以景寓情，一切寫景之語，皆抒情之語。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言「氣質」，言「神韻」，言「興趣」，都不如言「境界」。境界乃詞的根本。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吾人可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
王國維又扼要評點歷朝詞風演變之跡。
唐朝詞作，李白純以氣象勝。北宋范仲淹、夏竦，在氣象上皆有所不及。
晚唐五代流行花間詞，至李後主出，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俱與花間詞的風格有根本分別。
李後主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保有一顆赤子之心，不能為人君，卻可為一優秀詞人。
李後主的詞，以「閱世愈淺，性情愈真」見長，不同於《水滸傳》、《紅樓夢》之閱世深。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是以血書寫，儼然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
除李後主，還有一馮延巳 (字正中)，下開北宋一代詞風。
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卻在《花間》範圍之外。歐陽修《浣溪沙》詞「綠楊樓外出鞦韆」，即本於正中《上行杯》詞「柳外鞦韆出畫牆」。又林逋《點絳唇》、梅堯臣《蘇幕遮》、歐陽修《少年遊》詠春草，遠不知正中「細雨濕流光」五字，攝春草之魂。
下迄南宋，唯稼軒 (即辛棄疾) 堪與北宋人頡頏。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干青雲」之概，為同期詞人所不及。
北宋詞人可與稼軒並肩者，唯蘇東坡。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這又和二人胸襟之豪爽 (「狂」) 有關。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髙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姜夔終不免侷促，流於「狷」。(補充一點，兩宋詞作，以李後主降宋後諸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最佳)。
元人馬致遠作《天淨沙》，小令也，「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
比觀之下，同是元曲四大家的白樸，《秋夜梧桐雨》劇，沈雄悲壯，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籟詞》，粗淺之甚，不足為稼軒奴隸。能寫劇卻不能寫詞。
有清一代，以納蘭容若的詞最真切。他能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因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只此一人。
大體詩在唐中葉以後，已失去真情，只知雕琢，故五代北宋絕少出色詩作，代之而起是詞的極盛。秦觀、歐陽修雖兼擅詩詞，其詞的水準往往遠勝於詩，以其寫之於詩者，不如寫之於詞者之真也。南宋以後，詞亦失去真情，終被取代。文學體裁能否盛載真情，乃文學升降一大關鍵。
最後，王國維提到，不要拘泥於文學上的習慣，這些習慣常殺死許多天才的創造力。
他復提出一重要理論，即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的三種境界：
(1) 第一境 –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髙樓，望盡天涯路。
做學問成大事業者，首先要有執著的追求，登高望遠，瞰察路徑，明確目標與方向，瞭解事物的概貌。
(2) 第二境 –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不是輕而易舉，隨便可得的，必須堅定不移，經過一番辛勤勞動，廢寢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帶寬也不後悔。
(3) 第三境 –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經過反復追尋、研究、下功夫，自然會豁然貫通，有所發現，有所發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