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 1 月，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四人聯署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宣言後改稱＜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發表於《民主評論》，可視為當代新儒家思想之綱要。
根據編者案語，寫作緣起如下：
此宣言之緣起，初是由張君勱先生去年春與唐君毅先生在美談到西方人士對中國學術之研究方式，及對中國文化與政治前途之根本認識，多有未能切當之處，實足生心害政，遂由張先生兼函在台之牟宗三徐復觀二先生，徵求同意，共同發表一文。後經徐牟二先生贊同，並書陳意見，由唐先生與張先生商後，在美草定初稿，再寄徐牟二先生修正。往復函商，遂成此文。此文初意，本重在先由英文發表，故內容與語氣，多為針對若干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之意見而說。但中文定稿後，因循數月，未及翻譯。諸先生又欲轉移西方人士之觀念上之成見，亦非此一文之所能為功。最重要者仍為吾中國人之反求諸己，對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故決定先以中文交民主評論及再生二雜誌之一九五八年之元旦號同時發表。特此致謝。
徐復觀曾邀請錢穆參與聯署，但錢穆 1957 年 8 月 1 日回覆徐復觀的來信：
君勱先生意欲對中國文化態度發一宣言，私意此事似無甚意義。學術研究，貴在沉潛縝密，又貴相互間各有專精。數十年學風頹敗已極，今日極而思反，正貴主持風氣者導一正路。此決不在文字口說上向一般群眾聳視聽而興波瀾，又恐更引起門戶壁壘耳。(轉引自翟志成＜文化激進主義 vs 文化保守主義：胡適與港臺新儒家＞)
予以拒絕。
宣言開首，先指出中國文化問題，有其世界的重要性。要安頓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口之生命與精神，必先對中國文化之過去現在與將來有真實的認識。
不過，世界人士瞭解中國與其學術文化，往往因其出發之動機不同，而限於片面的觀點，這些觀點有時會阻礙其作更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認識。
宣言接著反對以胡適為代表的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主張對中國歷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予以肯定。
四人認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術，乃中國民族客觀的精神生命的表現。其表現方式儘管與西方不完全相同，卻具「一本性」。欲研究中國之歷史文化學術，必先從中國之思想或哲學下手，因精神生命之核心在中國人思想或哲學之中。
他們表示，中國文化不只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求外在的現實的人與人關係的調整，以維持社會政治之秩序，還追求人之道德人格之真正的完成。除了外表的行為規範的條文，更有內心之精神生活上的根據，也有宗教性形上性的超越感情。世界人士研究中國文化，須注意其中之天人合一之思想，以及從事道德實踐時對道之宗教性的信仰。
宣言中段釐清心性之學的意思。中國的心性之學不是西方近代心理學、理性的靈魂論、認識論、形上學，而是人道德實踐的基礎，其形上學乃近乎康德所謂道德的形上學，由道德實踐而證實的形上學。
四人又解釋，中國為文化歷史長久，而又一向能自覺其長久之唯一的現存國家，原因有三：
1. 中國之思想，自來即要求人以一超現實的心情，來調護其現實生活。
2. 中國之思想，自來即要求人不只把力氣向外表現，而耗竭淨盡，更要求人把氣力向內收斂，以識取並培養生命力的生生之原。
3. 中國之極早思想中，即重視生之價值，因而重視子孫，重視生命之傳承不絕。
有關中國文化之理想，大家都承認需要完成民主建國，發展科學與實用技術。故此，中國文化須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
然而，中國文化雖有不反科學、分明注重實用技術，但缺乏西方科學之根本精神，即超實用技術動機之上的「為求知而求知」之態度。解決之道為「良知的自我坎陷」，即：道德主體暫忘其為道德的主體，暫退歸於認識主體之後，成為認識主體的支持者，待認識主體完成認識任務，再施其價值判斷，從事道德實踐，並引發實用活動。
政治方面，中國過去歷史自秦以後即奉行君主制度，最高之權源，在君不在民。此導致中國之政治歷史，表現為一治一亂的迴圈之局。欲突破此迴圈，只有建立民主憲政。
中國過去政治雖是君主制度，君主卻要對民意尊重，且須受民意之考驗。史官的秉筆直書、人臣對於人君死後所共同評定的諡法，都使君主行為有所顧忌。宰相制度、諫諍君主之御史制度、提拔知識份子從政之徵辟制度、選舉制度、科舉制度等，尤其使君主在政府內部之權力受一些道德上的限制。惟這些制度本身，仍繫於君主個人之道德。君主一旦失德，實無一君主與人民所共認之根本法 - 憲法 - 以限制之，於是中國知識份子往往落得被君主及其左右利用，或壓迫放逐屠殺的悲慘收場。
中國文化中有民主思想之種子，以儒道二家之政治思想為例，皆認為君主不當濫用權力，而望君主之無為而治，為政以德。此即對君權加以限制抑制之政治思想。又儒家推尊堯舜禪讓與湯武革命，更是確定的指明「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及「君位之可更迭」，並認為政治之理想乃在於實現人民之好惡。惟過去儒家思想未知如何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及實現人民之好惡，乃其根本缺點。
所以，順乎中國君主制度本身之發展，以及中國文化對君主制政治之反抗與要求，中國政治是必須取消君主制度而傾向於民主制度之建立，具體內容如下：
a. 僅由君主手握無限權力之政治制度，必須化為政府外部之人民之權力，對於政府權力作有效的政治上的限制。
b. 僅由君主加以采擇與最後決定而後施行之政治制度，必須化為由全體人民所建立之政治制度，即憲法下之政治制度。
c. 僅由篡竊戰爭始能移轉之政權，必須化為可由政黨間作和平移轉之政權。
另外，中國過去儒家「天下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之發展，必與君主制度相矛盾。
I. 君主制度下，君主與人民在道德人格上不是真正平等，所以必然要化為民主制度。
II. 君主制度下，人民是被動的接受德化，人民之道德主體仍未能樹立。君主自樹立其道德主體，而不能使人民樹立其道德的主體，則此君主縱為聖君，而一人之獨聖，此即私「聖」為我有，即非真能成其為聖，亦非真能樹立其道德的主體。只有當政治成為民主憲政之政治，眾人之道德主體才得以樹立。
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與君主制度之根本矛盾，只有由肯定人人皆平等為政治的主體之民主憲政加以解決，而民主憲政亦即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
在宣言的末段，唐、張、牟、徐提及對中國近代史的若干看法。他們首先認為，中國人民要求民主政治，根本是不成問題的，證據有三：
A. 袁世凱稱帝，亦要先偽造民意，而洪憲之命運，亦只有數月。張勳復辟之命運更短。
B. 國民黨之訓政，在中山先生之思想中，只以之作為憲政之準備工作。
C. 共產黨所宗之馬列主義，在理論上是反對西方民主的，然其必以「人民民主」之名置於專政之上，並首先以新民主主義為號召，則仍證明其未能真正否定民主。
民主憲政終不能在此數十年之中國歷史中實現，理由如下：
甲、現實社會的理由
中國人民不清楚民權民主觀念之涵義，或視民國之成立只為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之類。
中國社會自來缺乏各種宗教經濟學術文化之團體與地方自治之組織及各階級之對峙。民國初年之議員，多只是一種純粹之知識份子，無社會之客觀力量以為其基礎，亦不能真正代表社會某一組織某一階層之利益。他們素未與工商界結合，亦無教會之組織，則民國初年之議會，必只成為社會浮游無根之知識份子結合，既不能制裁袁世凱稱帝，亦不能抵制曹錕賄選。
乙、學術思想上之理由
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思想，民國初年之代議政治之理論，以至陳獨秀標出科學與民主之口號，固皆是民主思想。但陳獨秀等一方面標出科學與民主之口號，一方面亦要反對中國之舊文化，要打倒孔家店。民主因而成為英美之舶來品，在中國文化中是無根的。以民主與科學之口號，去與數千年之中國歷史文化鬥爭，中國文化固然被摧毀，而民主亦生不了根，不能為中國人共信，成為制度。
國民黨無法突顯民主憲政觀念，淪為黨治，惹人反感。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與帝國主義的壓迫，致使知識分子拋棄民主自由口號，改投馬列主義。加上共黨憑藉民族意識號召共同抗日、憑藉中國人渴求民主而與其他民主黨派聯合要求國民黨還政於民，導致國民黨精神崩潰，自身則不斷坐大。終於中共成功竊國。然此馬列主義之專政決不能長久，因其違逆中國文化之發展、人之個性自由人權、人之普遍的人性與依於此普遍的人性而建立之一切人類文化。
最後，宣言指出，西方文化以希臘的科學哲學精神，與希伯來之宗教精神為根本內容。兩精神固然有其優點 (成就自由、民主、公平、博愛、科學等的進步)，但也明顯表現有種種衝突和問題 (各類戰爭、帝國主義壓迫、極權統治等)。儘管西方人自己已想辦法逐漸解決，問題的根源仍然存在，是西方文化本身之缺陷也。
真正西方文化之缺點，在其膨脹擴張其文化勢力於世界的途程中，只是運用一往的理性，而想把其理想中之觀念，直下普遍化於世界，而忽略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因而對之不免缺乏敬意與同情的瞭解，亦常不能從其他民族文化自身之發展的要求中，去看西方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之價值。
欲消去此弊，西方人應學習東方的智慧，包括：「當下即是」之精神，與「一切放下」之襟抱、圓而神的智慧、溫潤而怛惻或悲憫之情、一上通千古，下通萬世之由歷史意識所成之心量，並由此心量以接觸到人心深處與天地萬物深處之宇宙生生之原、天下一家之情懷。
四人作出總結，現代人類學術的主要方向，應當把人類前途之問題，共同當作一整個的問題來處理。人類須發展出一大情感 (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本身之敬重與同情，及對於人類之苦難，有一真正的悲憫與惻怛之仁)，以共同思索人類整個的問題。
人類也應當有一種學問，不只把自然與人類自己所有之一切客觀化為對象，而加以冷靜的研究，更是把人類自身當作一主體的存在看，而求此主體之存在狀態，逐漸超凡入聖，使其胸襟日益廣大，智慧日益清明，以進達於圓而神之境地，情感日益深厚，以使滿腔子存有惻怛之仁與悲憫之心。由道德主體出發，逐步貫通成為政治主體、認識主體、繼往開來，生活於悠久無疆之歷史文化世界之主體。
對中國人而言，未來繼續完成民主建國的事業，以及實現科學化工業化。西方人則應反省其文化之缺點，而求有以學習於東方，同時以其今日之領導世界地位，來護持各民族文化之發展，並完成一切民族之民主建國之要求，使其今日先成為真正之公民，而在未來天下一家之世界，成為天民。其研究中國等東方民族之學術文化歷史之態度，亦應加以改變。
當人類能一起通古今之變，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來共同擔負人類的艱難，苦病，缺點，同過失，便能開出人類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