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曰：《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性，著龜圓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著龜以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守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
(一作「利」)。求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坼也。已用不可越也。
時空間種種東西都有其應然理序，這是儒家的共法，不足以觀阮籍篤信何種系統。
「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這裡的「性」稟自陰陽二氣，是氣性、材質之性，屬「生之謂性」傳統。其非孟子學，可以想見。
「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情」明顯不是道德情感，無法指示出應該不應該的方向，僅為一自然情感。自然情感可以發錯，故「生得失」、「生悔吝」，招「吉凶」。吉凶屬「命」的範圍，整套主張仍是離不開漢儒「用氣為性，性成命定」的觀點。
「立仁義以定性，取著龜以制情」，誰去立、去取？聖人，「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守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荀子曰：「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性惡＞) 阮籍篤信的儒學形態實為一荀子、漢儒之混合。
紂有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享於西山之賓。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群不益，釋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
由於「性」是有待琢磨的自然質性、「情」是有待節制的自然情感，心的認知及主宰功能乃人能否成德之關鍵。「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者不憂」，「明」指明白、了解，「審」指審察、審視。「明」、「審」都是認知心的表現。認知心起作用，藉聖人所制訂以把握「天之道」、「人之德」，即可「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道不可逆，德不可拂」，成就理想人格。
另外，阮籍說：
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
又說：
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貺。於是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
荀子曰：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
又曰：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樂論＞)
跟阮籍的看法十分相似。
由於篤信儒家，阮籍自然把堯、舜、禹、湯、文王稱呼做「聖人」。
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系其辭，於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
談音樂亦比較著重其道德教化功能。
章太炎說：「自仲尼而後，孰為後聖……惟荀卿足以稱是。」梁啟超說：「自秦漢以後，政治學術，皆出於荀子。」郭沫若說：「漢儒總匯百家，而荀子實開其先河。」
觀乎阮籍早年之思想，其承襲自兩漢的儒學痕跡，章、梁、郭所言非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