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總結朱子對中國學術史的貢獻
錢穆總結朱子對中國學術史有三大貢獻。
第一，他推動了儒家新道統之組成。
然朱子在學術思想史上貢獻最大而最宜注意者，厥為對儒家新道統之組成。道統觀念，本由釋氏，隋唐間台、賢諸家皆有傳統，不獨禪宗也。韓愈《原道》，始為儒家創傳統。下及北宋初期，言儒學傳統，大率舉孔子、孟、荀以及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惟第二期宋學則頗已超越董、揚、王、韓，並於荀卿亦多不滿。朱子承之，始確然擺脫荀卿、董、揚以下，而以周、張、二程直接孟子，第二期宋學始確然占得新儒學中之正統地位。此為朱子第一大貢獻。關於此方面之著作，最著者為《近思錄》。(＜朱子學術述評＞)
第二，他在孔、孟之間增入曾子、子思兩傳，而有「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之彙集。朱注《四書》影響之大，歷元、明、清三朝而未衰。
其次朱子又於孔、孟之間增入曾子、子思兩傳，而有孔、曾、思、孟四書之彙集，此即《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是也。《論》、《孟》自來為儒學所尊。《中庸》起於秦代，其書融匯儒、道思想，與《易繫辭傳》相先後。南北朝釋、道思想盛行，《中庸》、《易繫》即為時所重。唐李翱《復性書》遠開宋代新儒學之先河，其篇中理論即據《中庸》。釋氏如天台宗等治《中庸》者亦盛。北宋初期諸儒皆於此書頗極重視，張橫渠初謁范文正，即勸其讀《中庸》。《大學》則由二程始特推尊，故曰程門專以《大學》、《西銘》開示學者。至朱子遂彙《學》、《庸》、《論》、《孟》成一系統，並以畢生精力為《論》、《孟》作《集注》，《學》、《庸》作《章句》。元、明以來迄於清末七百年朝廷取士，大體以朱注《四書》為圭臬，學者論學亦以朱注《四書》為準繩。朱子注《四書》，正猶孔子修《六經》。孔子修《六經》，未必有其事，而朱注《四書》則其影響之大，無與倫比。此為其第二大貢獻。(＜朱子學術述評＞)
第三，他對經學地位有新的估定。
朱子第三大貢獻，在其對經學地位之新估定。先秦儒學雖原本經術，但儒學與經學畢竟不同。兩漢博士始把經學替代了儒學。此一風氣，直到唐人未能改。宋儒始漸漸從經學中擺脫來復興儒學，朱子乃此一績業之完成者。(＜朱子學術述評＞)
「孔朱學脈」的理據
至於在中國思想史上，朱子最大的貢獻是：他獨尊儒家，並在儒家中自造一系統，透過這個系統，把各時代各家派，一切異說，融會貫通，以上接《五經》、《四書》，下及宋代周、張、二程，融成一氣，互相發明。
若說到朱子的思想，則他的最大貢獻，不在其自己創闢，而在能把他理想中的儒學傳統，上自《五經》、《四書》下及宋代周、張、二程完全融成一氣，互相發明。在朱子的見解上，真是「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他在中國思想史裡獨尊儒家，在儒家中又為製成一系統，把他系統下的各時代各家派，一切異說，融會貫通，調和一致。此非朱子氣魄大，胸襟寬，條理細密，而又局度開張，不能有此成就。孟子稱孔子為集大成，此層無可細說。至於朱子確是集孔子以下儒學之大成。這是朱子第四大貢獻。(＜朱子學術述評＞)
如果孔子是上古思想的集大成，朱子則是中古思想的集大成，孔、朱在這個層面上連言。
孔子乃上古之集大成者，則朱子乃中古之集大成者。其包孕豐富，組織圓密處，朱子甚似孔子。(＜朱子學術述評＞)
孔、朱相提並論的另一原因，在於思維方式的近似，二人皆喜歡「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每好以相反相成之兩字面來表達一觀念或一境界，如言仁必言智，或言仁必言禮，又言禮必言樂之類。朱子亦常如此，如言理必及氣，言心必及性，言窮理必及居敬之類。(＜朱子學術述評＞)
以及對「以述為作」的堅持。
中國學術有一特徵，亦可謂是中國文化之特徵，即貴求與人同，不貴與人異......
......古今學人著作，論其浩富，朱子當首屈一指。但無一書自抒其創見......與精心結撰有系統有組織刻意著成一書，以表現其自我一己之獨得與創見者，大不同。是則，即就朱子一人，可證中國學術史一特徵，貴能上同古人，不貴能自創新說矣。
然所謂上同古人者，乃以己上同，非除古人外無己......
......周張二程四人之為學，亦各有其一己，亦互有其相異。而朱子會通和合之，以成宋元明三代理學一大傳統，與先秦孔孟以來之儒學會通和合，以成儒學之新傳統。今欲研討朱子學，其最大難題，乃見朱子僅若網羅舊說，稱述前古，而其自己則若不見有新創特見，可以自異於前人，而確認其為朱子一人之學......
......惟朱子為學精神重在會通和合，尋求古人之共同處，不在獨抒己見，表明其個人之特異處。今果專向此方面探索，則不免有失朱子為學精神之主要所在矣。(＜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
孔、朱迥異的地方只在於：孔子從人生界直接立論，較親切，易入手。朱子則兼言理氣，合宇宙人生一併論述，略嫌瑣碎支離。
但其間卻有一分別。孔子只就人心人事立論，令人當下有入手處。孔子的圓密是面面俱到，或是面面兼顧。朱子則以宇宙、人生糾合在一起，他的思想似乎相互間依恃的條件更多了，如理必依恃著氣，必以氣為條件。氣亦依恃著理，必以理為條件。同樣心必依恃著性，必以性為條件。性亦依恃著心，必以心為條件。一切互相依靠，言及於此，則必以彼為條件。所以研究朱子思想，常覺其氣魄大而苦難下手，若圓密而又嫌瑣碎。陸象山譏其支離者即在此。(＜朱子學術述評＞)
朱學非求理於外，也非章句訓詁之學
錢穆不同意朱子一心向外求，而更相信他是「合內外」：
朱子在此方面，確曾下過一番深功夫。他最先頗像要擺脫當時向心用功的舊習，轉換到向外事物方面去。但最後依然折回到老路上，而把此兩面牽綰合一。一方面和會舊說，一方面開闢新趨，這是朱子之大氣魄處，亦是朱子學說之所以頭緒紛繁處。(＜朱子學術述評＞)
清儒以東漢鄭玄與朱子相比，錢穆也不認同，說：
清儒常以朱子與鄭玄相擬，其實康成非晦翁之儔......為教人的方便，乃不免以讀書來代替著窮理，漸漸以研窮字義來代替研窮物理，於是又漸漸從讀書轉到章句與訓詁上，這是朱學之流弊。但不能說朱學精神只是讀書，只是章句與訓詁，乃以與康成相比擬。此則只以見清代漢學之陋耳。(＜朱子學術述評＞)
結語
自創系統以消融各時代各家派，固然了不起。可是，假如所創系統接不上孔子、孟子的哲學洞見 (philosophical
insight)，對北宋諸儒的道德體會及工夫修養也不甚了了，只知用自己的系統語言把各家學說解得頭頭是道，客觀了解則欠奉。這未嘗沒有問題。
事實上，陸象山的支離不是指朱子把宇宙、人生糾合在一起說，而是批評朱子喜歡「閒議論」，玩文字概念把戲，所謂「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竟忽略了成德的關鍵在「不忍人之心」、良知的甦醒。
錢穆的正面評價可以成立，但無損牟宗三「別子為宗」的判定，這裡二人對儒家、對孔子亦似乎有著不一樣的理解 (當代新儒家視儒家為成德之教，孔子可貴在點出仁心。錢穆視儒家兼重進德修業，業指學業、事業，孔子可貴在仁心，更在其好學不倦及尊古尚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