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制
秦漢行三公九卿制，正式劃開內、外朝，皇權、相權。古代中國雖無三權分立，也無憲法保障，但宰相和民間輿論未嘗不作為一制衡皇權的力量而存在。正因如此，皇帝要一次次突破，用尚書、中書，但尚書、中書卒之成為外朝機構。皇帝能夠獨裁的機會很少。
至隋唐，上承魏晉南北朝，地方豪族大姓勢力仍然強大，三省制比三公九卿更能制抑皇權。三省制還有一好處，宰相之間可以互相制衡，不會出現一相獨大的局面。彼此又能夠交流，集思廣益。此是國史最光明的一頁。皇帝對宰相們亦甚客氣，是坐而論道，這是難得的尊重。
唐玄宗天寶以後，一相獨大。至北宋，宰相見皇帝要站對。明太祖得國後，藉胡惟庸案廢相，其又刪《孟子》談革命部份，自此，唯一制衡皇權的力量消失。清代沿襲明制而無大改變，則君主獨裁最烈之時實為明清。興文字獄、廷杖摧折士人氣節、透過特務剷除異己，亦盛於明清。
經濟發展
歷戰國群雄逐鹿、楚漢相爭，中原人口銳減，西漢初年雖行土地私有，但問題不大。至漢武，天下承平日久，人口繁衍，土地開始不足分配，兼併現象出現，董仲舒云：「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儒生們給出激進的平均主義方案，結果招來王莽的失敗。光武藉戰後人口減少的優勢略作整頓。可是，一根本的合理分配田地的制度尚未確立。
隋唐的均田，始於北魏。先計口授田，然後徵收實物地租及力役，較為人道，亦令老百姓易對國家有歸屬感。孟子「為民制產」的理想正式實現。惟此一制度必須以地廣人稀為條件，安史亂後，戶籍散失，人口流徙，楊炎行兩稅法，歷兩宋、明、清而未大改，「為民制產」不復再，取而代之是政府的聚斂、老百姓生活的困苦，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
另外，唐宋經濟為外向型。唐代經陸上絲綢之路進行的貿易不知凡幾。宋代雖有西夏隔阻，但海上絲路商旅不絕，成就了沿海都市商業及娛樂事業的繁榮。明太祖實施海禁後，對沿海城市打擊甚大，外向型經濟一轉而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伴隨而來的後遺症是文化的妄自尊大和固步自封。乾隆皇帝拒絕和英人通商，覺得大清是天朝大國，竊以為源出海禁。
軍事制度
秦漢全農皆兵，是初步、粗糙的兵制，「軍隊之戰力如何？」、「戰時可有人農耕？」未被認真思考。
至北周，府兵制寓農於兵，只是一部份壯丁被選入伍，平時耕田及接受軍事訓練，戰時出征，戰鬥力有保證，軍隊自給自足，民間農業又不妨礙。這是最好的狀態。
可惜戰事頻仍令老百姓不願充當府兵，府兵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募兵制和職業軍人。縱使明初曾行衛所制，此不過是曇花一現。袁世凱迫清帝遜位，靠的是北洋陸軍，北洋陸軍為職業軍人。
銓選制度
兩漢行察舉制，選有德之士為官，此乃承先秦儒家的德治觀念而來。另設博士弟子員，表現優秀者可任京官，通一經者亦可作地方官吏。此脫胎自戰國時的稷下學宮及秦朝的博士官制度。
察舉導致「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的流弊。重才不重德的魏武三詔令，以及九品中正制，本欲矯正察舉，卻意外令官場為門閥世族所壟斷。隋唐科舉之所以重要，是其打破了門閥壟斷仕途，令治權向社會各階層開放。
奈何科舉內容越趨不切實際，至明清兩朝，竟一律考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考生須以八股文格式作答，時務策論不考而考抽象義理，政治實務人才從何而來？
尤其甚者，儒家義理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講「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偏偏皓首窮經考科舉者，只求他朝高中出人頭地，衣錦還鄉，口講仁義道德而行事則反其道而行，明清兩朝官員的道德氣節遠不如兩漢、隋唐 (隋唐尚有家風、家教可言)。洪承疇、吳三桂投降滿清，即其例也。
文學發展
先秦奠立的詩、文傳統，在秦漢獲得繼承，而有漢賦、樂府、《史記》等。
魏晉南北朝時，詩有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文有四六駢文。
唐代詩歌發展更達鼎峰。韓、柳發起古文運動，與先秦諸子散文一脈相承。兩宋雖是詞的天下，但仍有陸游等人寫詩，三蘇、王安石、曾鞏等寫古文。詩、文傳統喪失主流地位，在明清兩朝。
置身於這麼一個脈絡 (context) 下，孫中山主張「平均地權」、國民政府上世紀實行「耕者有其田」是有劃時代意義的，他們正嘗試建立一根本的合理分配田地的制度。
又胡適推動「我手寫我口」及創作新詩，目的是順著明清白話文學的主線，更新詩、文傳統。
至於西方英美的民主憲政，對古代中國中央政制的缺陷 (特別是明清君主獨裁之禍害)
不無補偏救弊。
總言之，以為帝國主義、西力東漸令中國積弱固非，中國積弱自有其內在因由。錢穆《國史大綱》引論：「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東方乃相形見絀。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
從學理上講，西學的傳入甚至可以令昏沉的中國返老還童，起死回生，如梁啟超所說：「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1958 年，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到中國文化如要有光明前途，須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說得很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