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葉，國家入不敷支，包拯給仁宗的上疏，可以為證。他說：
「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榜僅千人，復又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廕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王安石推行變法，首重經濟，卻以失敗收場。根據黃仁宇的分析，安石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多項改革都涉及在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的技術能力 (漆俠曾撰《王安石變法》及《宋代經濟史》，對王安石的經濟政策有所評騭，讀者可參考)。
王安石無法挽救北宋的積弱。靖康之難後，宋室南渡。憑藉江南富庶及海上貿易，偏安局面總算維持。可惜蒙古崛起，揮軍南下，元朝卒之取代宋朝，入主中原。
宋末元初，有一黃道婆，從崖州回到松江，把改良的棉種和紡紗技術帶回家鄉，指導農民紡紗織布，開創了全新的棉紡局面。
元朝最大的經濟問題有四：
(1) 搜刮民財：元世祖任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理財官員，以聚斂為事，導致民窮財盡。
(2) 巧立名目：農具、鹽、茶、酒、醋等日用品，均由政府專賣。除常稅外，增設科差、撲買等，多方苛索。
(3) 圈地嚴重：蒙古入主中原後，容許貴族、高官、僧侶等圈佔民田，農民土地被兼併的情況嚴重。
(4) 濫發鈔票：政府大量印行交鈔以為貨幣，將民間金銀掠存於國庫；交鈔破爛者，不得更換，造成通貨膨脹，幣值日貶，金融紊亂，經濟崩潰。
朱元璋起兵討元，建立明朝。明帝國是一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黃仁宇語)，朱元璋厲行海禁，海上貿易大不如前。
早年造黃冊、魚鱗圖冊，作為賦稅力役的依據。隨著時日推移，兩冊破爛不堪，被竄改的地方亦多，終於到了張居正柄政時，改行一條鞭法。
然而，東北邊患日急，民變四起繼之，「三餉」(遼餉、剿餉、練餉) 的出現，令社會矛盾更趨尖銳，「民越窮而寇越起」。明朝亡於流寇之手，未幾清兵入關，多爾袞令蠲免「三餉」。
清初有圈地問題。滿族諸王、勳臣湧入北京，大量圈佔民田，欺壓漢人。直至康熙，始下令「嗣後永不許圈」，把問題解決。
康熙整治黃河，並減免天下賦稅，使各地農民都能夠休養生息。他又拿下台灣，開放海禁，設立四個通商口岸。
雍正在位時，推行「攤丁入地」、「火耗歸公」、「養廉銀」、「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等改革。
「攤丁入地」指廢除丁稅，將康熙末年已經固定的丁稅數目，分攤入田賦，使得沒有田產的人可以不納稅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其實是攤丁入地的最初階段，規定免行徭役，以現金代替，並與田賦一起徵收，使稅賦徵收更為簡便，同時也減少了無田地者的負擔)。
「火耗歸公」指將火耗 (地方官向民眾徵收稅金時，會以運送與鎔鑄等耗損為由，多徵銀兩，稱為火耗) 撥歸政府所有。同時創立養廉銀的薪給制度，把歸公的火耗以養廉銀的方式發放給官員，培養其廉潔，避免貪污發生，所謂高薪養廉。
「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是取消民間縉紳的特權，要求士紳和廣大民眾一樣服徭役，納糧捐稅。此一措施切斷了官紳的財路，亦令國家財政充實起來。
鴉片貿易令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物賤銀貴。老百姓無法換銀交稅，致使政府稅收短缺。中英鴉片戰爭，實際是經濟衝突的延伸。
太平天國起事，1853 年頒佈的《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平均分配田地，由此可以逆推當時土地兼併嚴重，貧富懸殊 (順帶一提，「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完全是共產主義，反對私有財產)。
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規定「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和工廠及輸入各種機器」，至此中國的小型手工業遭受衝擊，紛紛破產。
《辛丑和約》要求中國賠償四億五千萬兩銀，老百姓生活雪上加霜。
工業化、城市化驅使不少人離鄉別井打工。農村得不到安頓，竟成為中國共產黨滋長發展的溫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