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濤＜宋代經濟重心的南移＞引述錢穆《國史大綱》的觀點：
唐中葉以前，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主要依靠北方，也就是黃河流域。唐中葉以後，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偏倚在南方，即長江流域。這一個大轉變，以安史之亂為轉捩點，到北宋末南宋初年最終完成。
以漕運一事而言，漢朝初年只言運送山東的粟給當時首都長安；三國鼎立之時，一直到南北朝時期，出現割據鼎立的局面，可以看出當時北方糧食也能夠自給，不必依賴南方的糧食供應。
隋煬帝時期雖然開鑿了運河，把北齊、北周與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勢統一，東南、東北均可以通過水路到達。但是，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主要目的是出於軍事和政治的考慮，並不是北方要依賴南方糧食。
唐朝時期，江南戶口日益增多，國家在江南地區收取的租、調日增，於是，怎樣把江南的租調運到長安，就成為一個擺在統治者面前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唐朝開始採用和糴法，命令江南諸州租調以轉化為布匹，以便於運輸到長安。可見當時朝廷只靠北方的糧食就足夠了。
在唐玄宗天寶八年前，朝廷諸道上供米粟較多的首推河南、河北；其次是關內與河東；又次是江南、淮南。就以此推測當時南北經濟情況，北方遠遠超過南方。
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唐中央能控制的就是東南藩鎮了，於是唐中央就只能以長江一帶的財賦立國。
直至以後河北、山東藩鎮割據，租稅不入中央，唐室的財政命脈，於是永遠依賴江南。
因此，由長江經黃河到長安的漕運，事關國家生死存亡。不過，當時其他北方藩鎮還能獨立發展，說明在唐、五代時期，北方並不依賴南方糧食供應。
但是從宋朝建國開始，當時的北方就逐漸依賴南方。
宋太祖在洛陽長期生活，一直都想把都城定於洛陽，但是這個想法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對，理由是洛陽距運河太遠，不利於朝廷將江南的財富運到都城。北宋定都汴京，其主要原因，就是為遷就漕運。
根據當時的規定，當時的漕運一共有 4 條運輸線路。
一是通過汴河運輸糧食，這條線路每年運輸米 300 萬石，後增至 600 萬石；菽 100 萬石。
這些糧食來自江南、浙東西、淮南、荊湖南北，自長江入淮河，再由淮河進入汴河到開封。
二是黃河，這條線路運輸粟 50 萬石，菽 30 萬石；糧食主要來自陝西，通過三門、白坡轉運黃河入汴。
三是惠民河，這條路線運輸粟 40 萬石，菽 20 萬石，主要來自來自陳州、蔡州等地，自閔河、蔡河入汴。
四是廣濟河，運輸粟 12 萬石，來自京東，自五丈河歷陳、濟及鄆。
由此可見宋代在全國統一的局面下，國家的財賦，開始正式大部偏重南方。
耕、織為農事的兩大宗，粟米與布帛也是國家租、調的兩大類。蠶桑飼養與種植，在中國出現都很早，最初主要分佈在中國北方。漢代幾個著名的絲織中心主要分佈在黃河流域。
北魏實施均田制，還有規定種植桑樹「桑田」，可見當時種桑養蠶、調絲織帛，是北方農民之中極為普遍的副業。
隋代以清河絹為天下第一；唐代在種植桑樹的地區向要國家交納作為稅收的絹，種植麻的地方則交納布。
開元二十五年，要江南諸州納布折米，可見當時江南諸州沒有大規模種植桑樹。
江南人的絲織技術，主要是北方人傳授的。唐代全國各州郡貢絲織物數量，以定州為第一，如亳、滑州為當時絲織要地。總而言之，重要的蠶桑織作中心，在北方而不在南方。
五代河南、北都要徵收散蠶鹽錢，後晉還能每年向契丹交納絹 30 萬匹，可見北方絲織業還是很發達。
在北宋時期，北方汴京一帶的絲織業也很發達，這一時期南方絲織也雖然有所發展，但是其品質還是以北方為高。但是就其產值來講，南北雙方很難有高下，因為南方主要供出口，由於需求量大，故而存在品質不高的現象。
宋金對峙以後，宋歲幣分銀絹二項，北方要求南方供應絲織品，可見在北宋末年南宋初期北方絲織品漸漸地被南方超過。
陶瓷業也是北方農民很早就依賴的一種副業。唐代河南府就有貢瓷，到了宋代，精美著名的陶瓷業，尚多在北方。不過，北方的這些陶瓷產業，主要是供應宮廷需要的，南方陶瓷業因為外貿的需要大為發展。
宮廷陶瓷是精緻，故而十分有名；外貿陶瓷稍顯粗糙，故而名氣很小，有些陶瓷窯址甚至默默無聞。但是，就其產值和給當地經濟的影響方面而言，北方不能超過南方。到了元明時期，即使是宮廷所用精美的陶瓷業，都全部轉移到江南。
在《中國歷史精神》中，錢穆又有以下一番講話：
隋煬帝開浚運河，自開封到徐州，再由徐州南下直到揚州，在先是軍事性質的由北侵南，在後則是經濟性質的由南養北。在開封以上到洛陽的一段，是和黃河並行的汴水，原來很早便有的。但開封以下的水道，也並非隋煬帝所鑿。三國時曹操率領水師攻東吳，即由洛陽到開封而至皖北，回師時繞道徐州，全路程都由舟船水道。魏孝文亦曾有心利用此一段水道來輸送軍糧，控制南方。隋煬帝不過把此一段連貫南北的原有水道加深加闊，重新整頓，使中原水師可以順流直下，逕抵江邊。在先是為了便利軍事，以後則轉落到經濟目的。南方漕運，即由此轉輸洛陽、長安，來給養這一個大一統的中央。
此下安、史倡亂，北方經濟開始崩潰，更須仰給南方。中國史上的經濟比重，實要到唐代安、史以後，才開始有南重北輕之勢。唐代漕運數字，歷史上均有詳細統計。那時毎年運送中央的米糧，在玄宗天寶年間，以河南、河北為第一位，關西、河東 (山西) 為第二位，淮南、江南為第三位。自經安、史之亂，北方藩鎮星羅棋佈，都要養兵十萬二十萬以上，軍隊要俸餉，裝配又講究，所有稅收，都被截留，不解中央。當時的中央政府遂不得不全靠江南稅收來維持。足見當時黃河流域的經濟也並未破產，只為各地軍閥全浪費在武裝上去了。
五代十國幾達一百年的長期擾亂，北方黃河流域才正式趨向衰落，南北經濟比重更見倒轉，此一大轉變，直到宋代始確定。宋代建都開封，其最大原因，也為便利江南米糧北運。若從開封再運洛陽，又要增加數百里水程，於是宋代政治中心，才始脫離了周、漢、隋、唐以長安、洛陽作為黃河流域一橢圓兩中心之舊形勢，而轉移到開封。開封是中國東部的南北中心，但地勢平坦，四周無險要屏障，乃一四戰地區，遷就了經濟打算，折損了國防計畫，所以宋朝始終成為一弱國。
元代建都北京，此系遼、金舊都，那時全部經濟更多取給於長江流域，遂開始採用海運，由天津入口，經白河，運北京。這海運的源頭，便是一條長江，江、浙是第一源，江西是第二源，兩湖是第三源，這是太湖、鄱陽湖、洞庭湖三大水庫之所鐘。大水庫四周，即是糧食盛產之所，亦即南方經濟命脈所在。元代在此三個湖區，所征糧食，幾佔全國糧額三分之二。明代不用海運，又另辟一條運河，自揚州、徐州直北經山東、臨清而抵天津。這一運河開挖並不省力，所經地勢有如橋形，兩旁又沒有水源，水量多半要靠地下泉。水流要賴閘門開閉來調節，那是極費工程的。天然的憑藉少，人工的誘導多，那條運河工程之偉大，實不下於古代的萬里長城。
我們現在常說：長江下流太湖流域是中國經濟最富庶的地方，可是在歷史上，唐以前的經濟全在北方，六朝時代南京的食糧，還要靠武昌方面運來，軍隊大部駐紮在荊襄一帶，蘇南則還是漁澤之鄉。唐代財富逐漸轉移到江南，但更重要的是江南西道，而非江南東道。唐代分全國為十道，江南道又分為東、西，東道即現在之江浙，西道即現在之江西省。明代經濟中心，才再從江西移到江東。那時分為南糧、北糧，北糧只佔全國五分之一，南糧卻佔五分之四。其中蘇、松、常三府即佔有三分之一，蘇州一府田賦超過浙江全省，松江一府已抵江西省之一半，常州一府即超過兩湖半數以上。
清代乾隆十八年的田糧統計，南糧佔八分，北糧僅佔二分。乾隆四十四年統計，南糧收入已達北糧之十倍。明清兩代屢為此種賦稅不平衡提出呼籲，直到曾國藩做兩江總督，李鴻章做江蘇巡撫，仍還上奏為蘇、松、太三府人民請求減租。這三府田租較元代增加三倍，較宋代增加了七倍。這三府田租也比常州府多三倍，比鎮江府多四倍，比其他各省多十倍數十倍不等。大概統計，明清兩代，蘇州一府的田租，比唐朝該增加了五十倍之多。
......中國從古代起，經濟上很佔地位的是養蠶繅絲。今天講蠶絲，大家很容易聯想到太湖流域，實際上唐以前中國的蠶絲事業，發達在黃河流域。唐代有一將軍率軍駐紮江蘇，他因南方人不懂栽桑養蠶，即募大批北方女眷配合駐軍，來指導江南人的絲織事業。五代十國時，石敬瑭割幽薊十六州，認契丹為父，每年送絹三十萬匹。石敬瑭當時所據地區，只限於黃河流域，但他還有力量年送絹三十萬匹之多。到元代，山東館陶縣蟲災。四十萬棵桑樹被害。也許當時植桑，用來取皮造紙的多，但館陶一縣即有桑四十萬棵，也可想見那時北方蠶絲事業尚未完全衰落。直到明清兩代，絲綢始全部盛產於南方。
另一件是陶瓷工業。大家知道中國磁器開始流傳到法國，幾乎和黃金比價。宋代最有名的磁，如定窰，在河北定縣燒鑄的。汝窰、柴窰，都產於河南省，那時江南有名的，只有浙江處州的龍泉窰、哥窰，江西景德窰還不發達，但是今天大家只知道景德窰。
主要的經濟轉移關鍵在農業，主要的農業轉移關鍵在水利。宋以前的江蘇省，從蘇州到昆山，還都是水澤，沒有陸路交通。宋朝有一位水利工程師，開始設計在蘇州、昆山間築成堤岸，這是歷史上有名的至和塘。在今京滬鐵路所過，蘇州、昆山一帶，在宋代還是一片汪洋。它的地理形勢，有些似西方的荷蘭，陸地比海面低。少水固是害，多水也一樣的受害。那一帶的水利興修，自五代十國的吳、越，開始急激猛進。從此江南的農業經濟，始煥然改觀。若我們在飛機上下瞰這一帶的河流排列，溝洫灌溉，極錯綜，又極整齊，那都是人力，非天然的。這一種的水利工程，很值得我們注意。
我們也盡有理由來推想，在古代的黃河流域，一定也相似於江蘇太湖流域般，水利發達，因此農業亦發達。後來水利逐漸衰敗了，河流都乾涸，農業逐步衰退。今天黃河成災，卻也是人為的。最近幾十年，長江流域也逐漸發生水災了，連太湖流域也時有災荒。如再繼續下去，水道不加疏浚，長江也可能為黃河之續，那亦將是中國之害了。
我們該知道，從來沒有一塊地，天然就只給人類以利的，都得經人為改造，才能日見其利。古代中國的經濟中心在北方，人才也在北方，所以北方地利有辦法；近代中國的經濟中心在南方，人才也在南方，因此南方的地利比較有辦法。
概言之，錢穆認為：
a. 安史亂前，中國經濟重心在北方。安史亂後，經濟重心轉移至南方。
b. 藩鎮割據河北、山東，截留賦貢，致使唐室必須依賴江南。
c. 經濟重心在北方，成就了長安、洛陽 (有利國防)。經濟重心在南方，成就了汴京，因汴京接近運河沿線 (國防反而折損，汴京地處平原，無險可守)。
d. 經濟重心南移，與運河密不可分，興建運河的初衷是為軍事，後來卻帶來經濟影響。
e. 主要的經濟轉移關鍵在農業，主要的農業轉移關鍵在水利。以往北方水利完善，故農業發達，經濟重心在北方。中唐以後，北方水利失修，南方水利臻於完善，經濟重心因此南移。
f. 絲織業、陶瓷業南移時間較後。
g. 經濟重心在北方，大政治家、大學問家也多為北方人。經濟重心轉移至南方，南方人開始躋身政壇及學問之林。
沿襲錢穆的觀點，全漢昇進一步闡述經濟重心南移的細節，在《唐宋帝國與運河》中，他說：
自從秦漢大一統的帝國崩潰以後，經過了四百年的分裂擾亂，到了隋唐宋時代，大一統的帝國又復出現。可是，這時的帝國在政治方面雖然像秦漢時那樣大一統，在經濟方面，卻表現出現非常劇烈的變動。在這種變動中有一個特徵尤為顯著，這就是經濟重心的南移。
中國古代的經濟中心在北方 (較偏於西)。水利灌溉對於中國西北黃土的生產力，有很大的貢獻；因為由於黃土的多孔性和毛細管作用，只要得到充分水量的供給，它便可像海綿般吸收水分，把深藏在地底下的礦物質帶上來，以便榖物的根來吸收。因此，中國西北的黃土，經過適宜的灌溉後，便成為最肥沃的土壤，可以生產多量的農作物。我們的老祖宗對於這個道理有深刻的瞭解，遠在戰國至秦的時代，他們已經在黃河上游大興水利。例如在河南北部，史起利用漳水來灌溉的結果，原來不宜於生產的鹹苦之地卻一變而為稻粱的重要產區。又如秦開鄭國渠的結果，關中四萬餘頃沼澤鹹苦之地，因得到充分水量的灌溉，生產量至為豐富。至於當日的南方，資源雖然非常豐富，但還談不到開發，處處都表現出勞力不足，生產技術幼稚，資本蓄積貧乏的狀態。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自隋代起發生激劇的變動。原來自漢末以後，由於大一統局面的瓦解，胡族的入侵，北方各地曾經長期蒙受慘酷的戰禍。這些戰禍對於農業生產的影響，是土地的荒蕪。固然，當戰爭停止時，有些土地也恢復生產，但要完全復元，卻是不可能的事。北方土地的生產力既然日漸耗竭，到了唐宋時，耕地的面積便一天比一天的減少下去。例如秦開的鄭國渠，和漢開的白渠，在關中一共溉田四萬餘頃；及唐初永徽年間 (650 - 655)，卻只灌溉一萬頃左右；其後到了大曆年間 (766 - 779)，更減至六千二百餘頃。再往後，到了北宋至道二年 (996)，關中水利更遠不如唐代，這時兩渠所溉之田連二千頃也不夠了。復次，戰國時史起因引漳水溉鄴而興修的水利工程，到了唐宋時代，也廢棄無用，以致昔日可耕之地都變作荒田。此外，宋代河北又因與契丹為鄰，及黃河屢次氾濫，農耕之地越來越少。
當北方經濟日形衰落的時候，南方 (較偏於東) 卻脫離了《史記貨殖列傳》所描寫的「地廣人稀」及「無積聚而多貧」的狀態，而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財富最豐盛的地方。原來自從漢末亂離以後，北方人士有鑒於戰爭對他們生存的威脅，多避難到比較安全的南方去，其中尤以五胡亂華晉室南渡時為甚。這一大批生力軍南遷以後，正好利用他們的進步的技術和刻苦耐勞的精神來開發南方蘊藏豐富的處女地。因此，經過這次歷史上的大移民以後，南方經濟便漸漸發達起來。這種情形，在南北朝時代已經相當顯著。《宋書》卷 54＜孔季恭等傳論＞云：「江南之為國盛矣！……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旁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其後到了唐代，江淮一帶更為富庶。工、礦、農、林等生產事業都有飛躍的進展，從而成為全國財賦之區。在這幾種產業中，農業的生產尤為發達，因為當日人們在江淮各地都普遍的發展水利事業。水利大興的一個結果，是各地增添許多頃生產力特別高的田地，構成江淮一帶龐大的財富的基礎。
唐代江南方經濟特別發達的趨勢，到了宋代還是有增無已的繼續發展下去。宋代江淮各地，由於自唐以來各種重要資源的大量開發，是全國物產最富饒的地方。東南各地生產的物品中，稻米的出產最為豐富。宋真宗曾設法從佔城輸入能夠耐旱的稻米種子，在江、淮、浙較高仰的田地中普遍栽種。同時，當日江南的農田水利又很發達。這樣一來，江淮的農業生產自然要作激劇的進展，故能成為全國的榖倉。故宋代有句俗語說，「蘇湖 (或作常) 熟，天下足」。復次，宋代的礦業、紡織、印刷、鑄錢等工業，也遠較北方為盛。
綜括上文，可知中國的經濟重心，由古代到唐宋，有由北方遷移至南方的趨勢。在古代，北方水利發達，農田肥沃，光是關中一地，其財富已居全國的十分之六。至於當時的南方，資源蘊藏雖富，但因並未開發，和北方經濟發達的情形比較起來，自不免相形見拙。這種南貧北富的情形，自漢末至隋代漸漸發生轉變。及唐宋時代，南北經濟發展的情形遂和古代完全相反，在經濟地理上無異發生一場革命。這時北方水利失收，土地的生產力一天比一天低落下去，處處都表現著貧窮的狀態。反之，南方各地，尤其是江淮一帶，由於各種資源的大量開發，卻變為全國財賦之區。其中光是浙江的機杵耕稼，已經是「衣食半天下」。若就整個江淮區域來說，它簡直是全國的榖倉，和衣料的取給地；此外其它各種物產，也都非常富饒。這樣一來，當日全國的經濟重心，已不復像古代那樣的在北方，而移至南方，不是很明顯的事嗎？
和錢穆不同，全漢昇未有特別強調安史之亂作為一轉捩點，而視經濟重心南移為一自漢末至唐宋逐漸轉進發展的過程。
他談到安史之亂時說：
原來大唐帝國在安史之亂以後的形勢，和以前大不相同。在此以前，大唐帝國在政治方面完全統一，絲毫沒有分裂。但自此以後，由於安史餘孽在河北山東等地的割據，這個大一統的帝國便不復能完全統一，而漸漸陷於崩分離析的局面了。這些在大河南北割據稱雄的藩鎮，不獨在軍事政治上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就是在財政經濟上也要佔據以自肥。在他們統治下的地方租賦既然不復像以前那樣繳交中央，而西北各地的財賦又給守邊軍隊就近消耗了去，此後中央政權賴以維持的經濟基礎遂只剩下經濟重心的江淮了。關中政權對於江淮財賦的倚賴既然比安史亂前更為深切，溝通南北的運河的重要性自然要特別增大起來。
關於安史亂後藩鎮對於各地賦稅的佔有，《新唐書》卷 210＜藩鎮傳＞云：「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南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藩鎮統治下的地方既然不供貢賦，中央政府經費的開支遂全仰給於江淮。《通鑒》卷 237 元和二年條云：「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九，縣千四百五十三 (《舊唐書》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一句)。其鳳翔、鄜坊、邠甯、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 (胡注云：鳳翔、鄜坊、邠甯、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皆被邊，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皆藩鎮世襲，故並不申戶口，納賦稅)，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一。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舊唐書》卷 14)。由此可知，安史亂後中樞經費所以完全要倚賴南方的接濟，一方面固然由於北方地多為藩鎮所據，他方面又由於在北邊駐屯的重兵，把當地租稅就近使用，不復繳交中央的原故。
較錢穆多提「西北貢賦被守邊軍隊耗去」一觀點，由此可知唐室依賴南方接濟更是刻不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