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自西魏宇文泰開始，「關中本位政策」已經施行。所謂「關中本位政策」，是指把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集中於關中地區，以拱衛建立於關中的政權。「關中本位政策」的施行歷隋唐而未有改變。
隋文帝統一南北，山東、江南地區先後納入隋之版圖。山東原為北齊故地，北周滅北齊的戰爭未有造成嚴重破壞，山東地區的物資尚算可觀。至於江南地區，由於三國六朝以來人民積極的開墾、發展，當地物產日益豐富，經濟日漸富裕。
文帝首先開鑿廣通渠，以打通關中、河南地區，令河南、山東一帶的物資得以順利送入關中。
煬帝繼位後，由於貪戀江南美景，其於是下令開鑿通濟渠，又疏通邗溝、江南河。連接河南、江淮的運河系統於是形成。
隋朝傾覆，運河漸漸發揮出其左右政治、經濟的作用。不少江淮地區的物資，藉著江南運河系統，從南方調送至河南地區。洛陽更是物資集結之要地。當時，在眾多被運送的物資之中，以糧食最為主要。又運河有時亦會協助士兵的運輸。
儘管江南等地的物資可藉運河系統調送至洛陽，再由洛陽經廣通渠運至關中，但是，從洛陽到長安一段，有三門險灘，為煬帝修建運河時未有顧及。險灘的存在，往往造成運糧困難、糧食損失、運費上升等一連串問題。
適逢唐高宗以後，朝廷大為擴張，長安人口膨脹，加上府兵制漸變為募兵制，軍需民食大增，關中糧食供應於是大有問題。
高宗、武則天、中宗更曾多次前往洛陽就食，高宗、武則天以洛陽為東都亦源出於此。
景龍三年 (己酉，公元七零九年)，關中再度出現糧食不足的問題。人民飽受飢餓之苦，而「米斗百錢」。
是歲，關中饑，米斗百錢。(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中宗下令運送山東、江、淮地區的糧食至京師，但運送並不順利，「牛死什八九」。
運山東、江、淮谷輸京師，牛死什八九。(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當時，群臣皆建議到洛陽就食，但中宗礙於韋后，不能東行。其於是發怒道：「豈有逐糧天子邪！」。
群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逐糧天子」的說法固然是中宗的晦氣話，但由此而反映出的「三門險灘」問題，確是唐室一大需要處理的問題。此問題卒之由後來的唐玄宗予以解決。他命裴耀卿、韋堅相繼改善河道運輸 - 改直運為分段運輸、修陸路繞過三門險灘、關中另開運河以達長安 (王業健＜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關中糧食不足的問題因而得以消除。
根據《通鑑》記載，玄宗即位後，亦曾多次到東都洛陽就食：
(1) 開元五年 (公元七一七年) 春，二月。
(2) 開元十年 (公元七二二年) 春，二月。
(3) 開元十二年 (公元七二四年)，十一月。
(4) 開元十九年 (公元七三一年)，十月。
(5) 開元二十二年 (公元七三四年)，春，正月。
由此可見「三門險灘」的問題仍然困擾著玄宗。
終於，在開元二十二年 (公元七三四年) 七月，玄宗接納裴耀卿的建議，命裴耀卿出任江淮、河南轉運使，著手整理漕運。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九月) 關中久雨谷貴，上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谷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巨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上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裴耀卿第一步做的工作是：於河口置輸場。
於河口置輸場。(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第二步做的工作是：在輸場的東面設置河陰倉，西面設置柏崖倉，「三門險灘」以東設置集津倉，以西設置鹽倉。
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至於第三步，則是：開鑿漕渠十八里，以避開「三門險灘」。
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裴耀卿的整個設計，大概可表述如下：
一、 來自江、淮的船隻先將所運米糧卸於河陰倉。
二、 河陰倉的米糧，透過水路運送至含嘉倉及太原倉。
三、 米糧由太原倉經渭水輸入關中。
較之舊時「來自江、淮的船隻先將米糧運至東都含嘉倉，再經陸路，行三百里將米糧運至關中」，新設計有助增加關中米糧的數目，且節省運送米糧至關中的開支。唐室經濟更見充實。
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尤有進者，玄宗於開元二十五年 (公元七三七年) 在東、西兩京施行和糴之法 (朝廷以高於市價什二三的價錢，向兩京農民收購剩餘的糧食，以備荒年)。在和糴之法、漕運改革雙管齊下的情況下，玄宗卒之打破「逐糧天子」的困境，「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以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谷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癸巳，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三門險灘」的問題，至此獲得完滿解決。
補充一點，中唐以後，唐室得以延祚百年而不墮，亦得益自裴耀卿的漕運改革 (劉晏重行裴耀卿的分段運輸)。
[主要參考資料]
1. 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