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英國殖民地，香港政府公務員主要在英國或海外招聘，本地華人無緣加入。「白人至上主義」和「圍城心態」或許是華人不獲准躋身公務員行列的原因。
三十年代開始，受全球經濟大恐慌拖累，港元嚴重貶值 (20 多港元才能兌換 1 英鎊)。適逢公務員薪俸以英鎊結算，為了節省開支，貝璐除了下調公務員薪酬，另一方面就是引入更多薪酬相對較低的華籍公務員。
市政和衛生部門率先嘗試招聘華人。郝德傑未幾規定，港府日後聘請公務員時，必須先於本地考核人選，然後才在英國或海外進行招聘。華人投身政府的機會大大增加。
公務員本地化有效減少招聘成本，且拉近官民關係。不過，並非所有職位皆開放給華人，官學生 (政務主任) 及其他政治敏感的高職，仍於英國本土進行招聘。換句話說，當時推行的公務員本地化相當有限。
直到二戰結束，香港方有首位華人官學生，該人為曾協助英軍服務團的徐家祥。
儘管如此，郝德傑的做法畢竟是一種新嘗試，深受廣大市民歡迎。
從動機上看，港府純粹受限於財政困窘，被迫展開公務員本地化，非真心誠意信賴本地華人。
然而，結果上，華人地位的確有所提升，待遇有所改善。我們不能因為前者，把後者否定。
郝德傑說：
「這是一個一舉兩得的提議，它的好處不僅在於可以節省財政支出，更重要的是可以縮小華人與政府之間的距離，可以減少華人對英國統治權的抵觸。」
英國人管治思維的慎密，於此可見一斑。
李彭廣有以下觀察：
「由於英治香港的政治體制是屬於殖民地制度，因此管治香港的團隊是由英國政府委派的英國官員所組成，而行政團隊中的重要職位和高層官員亦是由英國官員所擔任，較基層和事務性的官員則會在香港本地招聘。雖然本地化政策聲稱在二次大戰後 (案：實際在貝璐時已經展開) 開始執行，但位居管治要津的職位和職系要到 1970 年代才陸續實現。縱使在香港招聘的華裔官員陸續增加，並晉升至首長級官員和部門主管的位置，但政治現實是英治香港的核心管治團隊始終是英國官員的天下。」
可視為對公務員本地化的扼要描述。
他又續道：
「在沒有英國政府的關鍵組織和人員的支援下，在地的管治系統便無法有效運作。在 1997 年回歸中國後，香港特區並沒有積極推行管治系統的重構和更新工程，因此未能抵禦因英國撤出香港而帶來的空洞化影響，這亦造成香港特區目下的管治困局。」
與王光亞 2011 年批評港共公務員「過去是聽 boss (老闆)，現在自己當了 boss，都不知道怎樣當 boss、怎樣當 master (主人)」若合符契。
順帶一提，三十年代的本地化趨勢還表現在駐軍上。鄺智文指出：
「英人在港立足一百多年，在 1880 年代徵用少量華人為正規士兵，然後在 1936 至 1941 年香港形勢惡化時徵募更多華人參軍，並於戰後大量徵募華人保衛香港。」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
3.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
4. 鄺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 (1857-1997)》。
5. Russell Spurr，《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