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後，貝璐在馬來亞和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職，先後擔崗多個重要職位 (如高淵和大山腳的署理地方民政事務專員、新加坡署理助理輔政司、馬來聯邦布政司等)。1930 年卸任馬來聯邦布政司，旋即被派到香港接替金文泰，5 月 9 日，貝璐抵港履新。
有別於金文泰經常持相反意見，貝璐為人較隨和，作風沉穩，傾向與倫敦政府合作。倫敦政府因而得知香港大小事務。
其中一件貝璐任內發生的大事為：禁止娼妓賣淫。
1919 年，國際聯盟成立，其對香港社會風氣問題深表關注，希望港府能夠禁絕境內一切賣淫活動。基於中國傳統向來有煙花之地供娼妓營生，加上保守黨 (信奉保守主義，不贊成全盤推倒傳統，須根據傳統實行漸進改良) 執政，當時港督未有對賣淫活動作出太多規管，國際聯盟呼籲形同虛設。
直至工黨上台執政 (始於二十年代)，靠近平均主義，視娼妓為有待幫助的弱勢社群，禁絕賣淫活動之訴求才有力量，工黨政府與國際聯盟站在同一陣線，給貝璐施壓。
貝璐一方面重申，港府對娼妓的規管，較倫敦政府處理國務更井井有條 (事實上，港府已想出一種採用法律以外手段來規管娼妓行業的複雜制度，利用總督各種酌情權去關閉不符合規定的妓院)；一方面強調，華人社會的妓女不同西方所想像，並非街頭孤兒，而是往往能夠成為大戶人家的妾侍，過著安樂富足的生活，禁絕賣淫未必需要。
儘管貝璐努力辯解，工黨政府態度依然強硬。本地歐籍婦女團體乘機推波助瀾，貝璐卒之屈服。
經過查證，港府發現全港共有 6 所歐洲人經營的妓院，17 名領有牌照的歐籍妓女。另外，中國和日本人開辦的妓院共有 222 所，內有領牌妓女 2,657 名。國際聯盟 1931 年派出一隊人口販賣調查團到香港了解，貝璐事後按照調查團建議，1932 年 6 月勒令關閉所有由歐洲人經營的妓院 (歐籍妓女遭遞解出境)，兩年後 (1934 年) 勒令關閉所有華人妓院。
港府積極禁娼，結果卻適得其反，高馬可說：「街頭流鶯驟增，歐籍士兵和水手感染性病的數字上升 (案：駐港英軍感染性病的比例由以往 7% 急升至 24%)。另外，以按摩院、桑拿浴室和澡堂名義開設的地下妓院大量出現。」社會風氣未見改善。
禁絕娼妓賣淫，理念是進步的、合符人道精神的，但執行時妄顧實際情況，僅憑強力貫徹到底，非全面改易不罷休，此終令問題變得複雜，不易解決，理念亦無從實現。
香港這方面的負面經驗，正好證明保守主義「漸進改良」路線合理 (用保守主義方式慢慢實現自由主義所揭櫫的理念，乃香港成功現代化之道)。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