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 1916 年稱帝，激發社會強烈反彈。北洋軍閥們紛紛背離袁，令袁被迫下野。滇 (雲南) 桂 (廣西) 軍閥乘機表態支持孫中山，攻佔廣州。1917 年 8 月 25 日，國會非常會議召開，宣佈成立護法軍政府，9 月 1 日推選孫為大元帥。孫一心北伐，無意長期留守廣東，忽視當地建設，令廣東陷入一片混亂。
親袁軍閥逃離廣州前，將中國銀行洗劫一空，軍政府財政困窘。幸得陳炯明 1918 年組織粵軍，主張「粵人治粵、聯省自治」，推行親商界政策，在香港 (寶安派) 及廣東華商大力支持下 (香港銀行家陳庚虞借了 20 萬元給陳)，陳 11 月當上廣東省省長，廣東管治稍具規模。
可惜孫中山及國民黨的經濟主張較左傾，對陳的親商政策深表反感。他們又執意實行中央集權，由國民黨一黨專政，視廣東為北伐統一的基地而已，此與陳著力經營廣東自治亦相抵觸。矛盾越趨尖銳，1921 年 2 月，時任廣州政府財政部長的廖仲愷 (屬國民黨左派)，提出廢除廣東原有貨幣，致使粵港華商極為不滿。寶安派見勢色不對，遂有所謀劃。
3 月，劉鑄伯與周壽臣密會陳炯明，三人同意成立諮議會對抗孫中山。陳庚虞和劉鑄伯牽頭成立業務維持委員會，計劃籌款 300 萬元協助陳。適逢「海員大罷工」爆發，港府認定孫為工潮幕後主腦，司徒拔於是跟寶安派站在同一陣線，支持陳炯明，他甚至派何東訪問北京，外界猜測港府與北洋政府合作對付孫中山。
「六一六事變」標誌陳炯明與孫中山正式決裂。陳庚虞協助陳炯明的廣州政府在匯豐銀行開設戶口，以穩定廣東貨幣幣值，並向陳借款 20 萬元助其購買美國軍火。孫中山不久依靠滇桂軍閥之力反攻廣東。1923 年 1 月，陳被逐出廣州，輾轉移居香港。
孫中山重新掌權，使一直支持他的四邑派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他們成為廣州政府的主要信貸來源，因而得到管理財政部門的權力，能夠左右署長任命。他們還受委託負責註冊、收回及拍賣廣州的政府土地。其透過裙帶關係取得土地，且經營地產及按揭公司謀取暴利 (名副其實的官商勾結)。四邑派專享大量特權，其他華商心心不忿。
國民黨廖仲愷、胡漢民等，早對四邑派厭惡。孫中山因現實政治需要 (為歐美列強所孤立；急需龐大軍事及經濟援助；國民黨有待改組) 推行「聯俄容共」政策，廣州政府旋即染紅。官方媒體指斥華商為親北洋政府的反革命分子，1924 年 9 月，官方更開始攻擊四邑派，指責他們不再愛國，不再支持革命。寶安派也好，四邑派也好，通通被廣州政府視作鬥爭對象，他們只好成立商團，武裝自衛，由皇仁書院舊生陳廉伯擔任司令。
商團欲購置軍火 (1924 年 5 月，廣州政府計劃收取街道重建稅，8 月打算徵收土地交易稅，兩者皆因商團威脅動武而被逼撤回。由此可見武裝自衛有成效，購置軍火有必要)。事前，陳廉伯收買了粵海關內的滇系軍閥，確保軍火順利走私入境。豈知該軍閥出賣陳，事件敗露。陳即時逃匿，8 月 20 日在廣州發動罷市抗議，多個縣市的商號響應。孫中山 8 月 24 日宣佈戒嚴，得到蘇聯軍火支援後，黃埔軍校師生 10 月 14 日向西關商團發動總攻擊，縱火焚燒他們的物業， 商團死守兩日投降，西關 16 日被攻陷，寶安派與四邑派兩敗俱傷。
「商團事件」發生，導致大批廣東華商逃亡香港，約有 5 萬人。寶安派和四邑派在香港一笑泯恩仇，組織九老會，不時聯誼交際。
司徒拔於陳炯明失勢後，本來打算拉攏孫中山。可惜孫倒向蘇聯，雙方始終無緣合作。
寶安、四邑商人好不容易於香港休養生息，廣州政府 1926 年竟煽動策劃「省港大罷工」，危害他們既得利益，要他們無立足之地。故此，當港府徵召他們與罷工工人抗衡，他們不只消極配合，還盡心盡力積極參與。他們對本土的效忠、殖民地體系的忠誠，贏得港府信任，周壽臣 1926 年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曹善允 1929 年成為立法局議員，俱反映華人願意被殖民宗主接納，成為主要管治伙伴。
介入廣東地區的地緣政治，原來無異於玩火自焚，隨時痛失身家性命財產，不如把焦點放回香港，視香港為家。粵港華商階層萌生自治念頭，是香港具有和中國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的關鍵。
另外，寶安派抗拒廣州政府，四邑派抗拒北洋政府，兩者明顯都不關注抽象的中華民族統一大業。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修訂版)》。
2. 徐承恩，＜香港人千年史 (三)：中國國族主義風潮下的本土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