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以後梁國祚最長 (共 16 年)，後漢國祚最短 (僅 4
年)。後唐、後晉、後漢基本上由沙陀人建立，只有朱溫、郭威是漢人。五十四年的昏暗歲月，看似雜亂無章，實則有若干地方值得注意。
首先，河東地區的控制往往是能否建立政權的關鍵。朱溫草創後梁，晉王李克用即據太原與之抗衡。太原古稱晉陽，城牆堅固，加上種種天然屏障，令它易守難攻。該地又適宜養馬，鑄造出驍勇善戰的騎兵團
(河東軍團)。後唐末帝失國，石敬瑭正出任河東節度使。劉知遠亦是仗賴河東建立後漢。郭威篡漢，劉崇能夠站穩陣腳，另起爐灶，全靠河東。
其次，天雄軍 (即唐代之魏博軍鎮)
支持與否牽繫政治上的成與敗。朱友貞順利透過政變逼死朱友珪，依賴楊師厚支持。師厚擁重兵屯魏州，任魏博節度使。後唐莊宗可以盡取河北之地，因朱友貞藉師厚之死削弱魏博實力，致使魏州兵反叛。明宗李嗣源黃袍加身，起於「鄴都之變」，「鄴都之變」始自魏州兵對莊宗不滿，倒戈相向。魏博軍鎮如斯重要，故此，范延光、楊光遠任職天雄節度使時，便妄圖做皇帝，舉兵造反。
其三，文官武臣互相傾軋，而文官常處於弱勢。五代君主多為軍人出身，他們傾向信用武臣，如李嗣源信用安重誨，劉知遠重用楊邠、史弘肇、王章。武臣久經沙場，卻目不識丁
(「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可知)。偏偏治國不能單憑武力，文官於是被起用，補武臣之不足。任圜、蘇逢吉、馮道，皆屬文官系統之一員。武臣擔心自己失去優越地位，想方設法譏笑、貶抑文官，君主普遍與武臣聲應氣求，站在文官對立面，文官唯有忍氣吞聲，默默承受。後周世宗一方面重用趙匡胤、張永德，一方面十分尊重王朴、李穀，可算異數，此也是他何以能成為五代一令主。
其四，中央禁軍是君主對內平亂對外征討的主力。秦王李從榮謀叛，朱弘實率騎兵平亂，其任職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後，後周世宗大幅精簡禁軍，擢升精銳，裁汰羸弱。這反映他先前靠禁軍破北漢。他又詔募天下壯士，另組殿前軍，殿前軍未幾編入禁軍一支。關於禁軍由來，據聞源於唐末抗衡牙兵、保衛節帥的親兵。隨著各藩鎮稱王稱霸，其親軍逐漸轉化為禁軍。趙匡胤便是以殿前都點檢的身份，發動兵變，奪取帝位。
其五，除了後唐，四朝皆用汴京 (今河南開封)
做首都。「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李覯語)、「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李懷忠語)。方便獲取江南物資及糧食供應，竊以為是都汴主因。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曾提出「唐宋變革論」，指唐末五代是中世轉入近世的過渡階段：
(1) 社會上，世族大族破落，新晉士大夫階層興起；
(2) 政治上，「坐而論道」變為「站對」，相權收縮而皇權高漲，制衡不復再，君主獨裁政治出現。又樞密院 (最高長官為樞密使)、三司 (最高長官為三司使)
加入中央政制；
(3) 經濟上，租庸調制被廢棄，全面改行貨幣繳稅的兩稅制，實物經濟被貨幣經濟取代。另外，人民有機會擺脫佃農身份，做回自耕農
(即從貴族的奴隸轉變為直轄於國家)；
(4) 學術上，說經不以「疏不破注」為原則，強調用自己心得做出新詮釋。注重詞藻的駢文被鄙棄，發展出打破詩律格局的詩餘、散曲。屏障畫取代彩色壁畫。
(5) 文化上，平易近人的庶民文化 (popular culture) 逐漸興起。
錢穆 1952
年發表〈唐宋時代的文化〉，說：「中國文化經過了多次的大變動，自春秋戰國至秦朝為一大變動，自唐迄宋又為一大變動，尤其是安史之亂至五代的變動最大；也可以說安史之亂以前是古代中國，五代以後是近代中國。」跟內藤見解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