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年 6 月 12 日，廖接任廣東省長，有見當時社會滿佈政府即將實行共產的謠言，廖以省長名義發表公告闢謠：
「近日有人散佈謠言，謂政府將實行共產。查共產主義，雖以俄國革命成功之後，尚不能實行，而以新經濟政策為救時要劑，可知謀國之道，端在按切時宜，對症發藥。況中國現處產業落後之境遇，方當為國民謀發達實業之不暇，而欲主張共產，此其人非愚即狂。本省長為國民黨黨人，非共產黨黨人，對於國民黨之宗旨主義，二十年來未之有改。伏讀大元帥手著建國方略，於實業計劃條列至詳。依實業之性質，分為國家經營與個人經營兩種，對於個人企業，由國家獎勵，兼以法律保護之。且近數月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與機關報之言論，及中央執行委員之演講，彰彰在人耳目，無可疑者。故不察是非而貿然附和此種傳說者，實為不智。藉以為構誣造謠之用，以冀淆惑人心者，實為不仁。為此特行佈告各界人等，一體知悉。對於此等謠言，切勿輕信；如有造謠生事者，定行嚴懲不貸。」
廖不贊成共產主義的清晰立場，尚見於其私人談話中有「中國決不能共產」一語。
胡漢民回憶：
「民國十二年，總理一心要改組中華革命黨，廖先生首先贊成。但是廖先生對於共產主義始終不以為然，大家千萬不要誤會。兄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或許有幾分贊成，但決不贊成蘇俄共產黨。當我們二人談起主義時，兄弟問他：『你以為馬克思主義如何？』他便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不當，持論比兄弟還要透闢。後來又問他：『你既不贊成馬克思主義，是否贊成列寧共產主義呢？』他說：『列寧談不到主義，列寧是一個政治家，革命家，他簡直是一個縱橫家。他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主義，是一種政策。』由此可見廖先生對於共產主義是如何的懷疑不信任。」(＜廖仲愷先生精神不死＞，見《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第七輯)
不只批評馬克思主張不當，更指出列寧主義之虛妄，好一句「列寧談不到主義」，試問共黨分子情何以堪？廖非「親共」顯而易見。
廖起用共黨馮菊坡、彭湃分任工、農兩部秘書，多少有點迫於無奈，因「國民黨人有的不願做，有的不屑做，有的不能做」。
陳公博說：
「廖 (仲愷) 先生拿著農工廳徵求我的同意。我為履行我的主張，堅決不就。廖先生說：你不幹，只有 CP (指共黨) 來幹，我實不願意交 CP。革命黨單只顧個人意見，而不顧黨的利益嗎？我受了廖先生的責備，不得不幹。」(＜覆疑始函 - 陳公博與實際政治＞，刊《革命評論》第七期)
黃仁宇認為，國民黨僅能為現代中國建立「高層機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政府)，卻無法有效建立「低層機構」(正視農工低下層生活需要，爭取他們支持)，正好印證陳所言非虛。
國民黨人無心注重農工運動，廖則覺得：
「我國農工佔十分之九，農工階級受經濟壓迫，無路謀生，他一天做十數小時的工，且不得兩餐飽食，何有餘力教育子女呢？全國國民十之九無受教育機會，知識當然落後，國何能強：若要中國強，必須提高農工地位，引導他有政治知識、方有希望。且農工俱為我同胞，當有互助義務，農夫耕田，秋寒盛暑風雨飄搖之時，辛苦作工，每日充饑者不過薯芋，以穀米供給他人，養蠶繅絲者祇穿布衣，建造工人，僅住棚廠，農工辛苦供給我們衣食住，飲水思源，我們不當助他嗎？挽救農工即所以挽救中國。」(《廖仲愷先生哀思錄》)
一部份國民黨老黨員為了反共，不惜與北方軍閥接近，廖尤其看不過眼：
「現在吾黨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詡為老革命黨，擺出革命的老招牌，以為做過一回革命黨以後，無論如何勾結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及極力壓抑我國最大多數之農工界，也可以稱為革命黨，以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發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個虛名，那個人無論從前於何時何地立過何種功績，苟一時不續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時有反革命的行為，便立刻變成反革命派。」(胡漢民前引文)
儘管廖表示「我們不能讓共產黨這樣肆無忌憚，應該想方法來糾正一下」、「俄國有第三國際，我們可否養成力量，也另外號召一個國際？如果我們的力量不夠，至少應打通第三國際不做俄國的工具才好」(同上)，黨內老同志仍舊痛罵他「喪心病狂，獻媚共黨」。廖未幾遇刺身亡。
何香凝於共黨 1949 年建政後替其服務，前港澳辦主任廖暉的祖父即是廖仲愷，假如廖泉下有知，心裡必定有氣，猶如孫中山知道妻子宋慶齡「投共」的話，內心必定抑鬱難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