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一段歷史，對現在的香港仍具有相當啟發性。
共官近年喜歡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不要凡事泛政治化」。觀乎上世紀二十年代，港府一口咬定兩場罷工帶有明顯政治意圖，乃共黨分子陰謀煽動，採取強硬鎮壓手段，香港何嘗是單純的經濟城市？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而且是「反共」基地，司徒拔聯絡唐繼堯、陳炯明、吳佩孚密謀傾覆廣州「左傾」政權，不是「顛覆」麼？劉鑄伯、周壽臣等主張對罷工寸步不讓，避免「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得逞，不是「反共」麼？
親中愛國人士又喜歡說「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金文泰於「省港大罷工」結束後，推動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鼓勵前清遺老 (如賴際熙、區大典)
繼續在香港弘揚中華文化，捍衛傳統禮教。他並未首肯席捲中國大陸的「反傳統」、「全盤西化」浪潮。「反傳統」、「全盤西化」浪潮後來導致中共竊國、文化大革命出現，塑造出今天的「強國人」。在港華人卻於港府保守主義的護蔭裡吸收中英菁華，自成一格。「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至少在文化上，是有根據的。
兩場罷工，港府每施以嚴厲打壓，必碰個一鼻子灰。司徒拔派軍警到「海總」搜查封禁，拆去其招牌，激發各界發起同盟總罷工，共十二萬人參與，為「海員大罷工」升溫，便是一好例子。金文泰一改司徒拔鐵板一塊，軟硬兼施，取締參與罷工的工會之餘，開始重視華人訴求，改善華工待遇，卒之消弭社會撕裂於無形。如斯高明的管治術，值得港共借鑒，仇恨絕不是「仇必仇到底」可以解決！
又倫敦政府對司徒拔做法頗不以為然，司徒拔一於少理，我行我素。港督擁有香港事務最終決定權，其從來不會向宗主國俯首稱臣，一味逢迎。深刻體會到中共「底氣」、高呼香港
20 年來受惠於中共的傀儡特首林鄭，應該借古鑑今，痛切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