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反帝國主義的團體，不准在報章登廣告。來自境外有關帝國主義、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新聞報導，一律經過刪改。為防止本地人加入共產黨，港府更對中共的香港支部百般刁難。香港決心反共，適逢蔣介石 1927 年清黨，大肆逮捕處決共黨份子，兩相配合，香港勞工工會運動發展竟受壓超過二十年。
激進的革命民族主義在大陸蔓延，香港受其牽累，出現「大罷工」。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羅旭龢主張，學校應加強儒家思想教育，港督金文泰以為然，遂支持香港大學成立中文學院，鼓勵一些南逃居港的前清遺老 (如賴際熙、區大典) 繼續弘揚中華文化，提倡傳統禮教。金文泰汲汲於保守華夏的文化、道德和政治思想，旨在抗衡北方走偏了的歪風。自此港中兩地於文化上分道揚鑣。
英國保守主義之父伯克 (Edmund Burke) 認為，傳統經歷過時間考驗，代表著數個世代的智慧，不宜輕易拋棄。《論語》＜子罕＞：「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用麻布做禮帽，是以前的規定；現在都用絲綢，比較節約，我隨大眾。在堂下拜見君主，是以前的規定；現在都堂上拜，沒有禮貌。雖然違反大眾，我還是贊同在堂下拜)』」反映孔子亦服膺保守主義，不贊成全盤傾覆。金文泰雖為一殖民地總督，港府雖為一殖民地政府，但其文化教育政策恰好承接中英菁華，遠非大陸所能比擬。
華人政治地位未有因「大罷工」而改變，港府卻開始願意聆聽華人意見。1926 年 5 月，周壽臣獲委任為行政局首名華人議員。這項任命具有兩重意義：(1) 表示港府願意向香港和廣州罷工者妥協；(2) 標誌殖民政策有改變。金文泰還跟華人領袖緊密合作，改善工人待遇，港中關係逐漸恢復和睦。
「大罷工」最重要的影響是「造就一種視香港為家的華人階級」(米爾斯語)。
社會學家萊思布里奇說：「香港在 1925 年已經很成熟發展：不再是由一群貪婪、漂泊、暫時寄跡的烏合之眾組成的大雜燴，而是開始凝聚成共同體，如果把所有種族都包括在內，它更發展成了多元社會；可以說，它的成員在一種契約安排的網絡中團結在一起，某種身份認同於焉形成。」
徐承恩進一步補充：「這種精英本土意識，看似是一小撮人的獨特思維，其實際影響卻可以極為深遠......香港華人精英的本土意識成形後，亦會透過各種可見的制度及隱藏的習慣，潛移默化香港社會。當社會條件成熟，這種原屬於精英的小眾意識將演化為普及的族群本土意識。」
觀乎周壽臣、羅旭龢不怕種種恐嚇 (二人俱收到匿名信，威脅對他們施以暴力甚至殺害，廣州有人懸賞要他們的人頭)、抹黑 (冠以「英帝國主義者走狗」罵名)，全力協助港府打擊罷工，包括：
a. 張貼海報和派發傳單鼓勵民眾反罷工；
b. 創辦從事反罷工宣傳的《工商日報》；
c. 建議港督下令軍隊定期行軍巡遊及操練，以展示武力；
d. 爭取成立一個保護工人不受威迫恐嚇，並對恐嚇者實施反擊的秘密部門 - 工業維持會 (僱用流氓和前海盜).。
徐氏諸君所言非虛。
高馬可講得好：「在他們眼中，這場罷工是廣州為對付香港而發動的意識形態和經濟戰爭。打擊這場罷工，是為保護這個曾是傳說中的荒島，經他們共同開拓而成的殖民地，並維護他們共同塑造的新生活方式。這些人並不覺得與英國人合作是出賣中國。因為他們視廣州政府為激進左派份子，他們認為與殖民地政府結束罷工，既是對香港盡忠，也顯示他們對中國的愛國心。」
華人精英的港式愛國主義，實際是「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由此亦可窺見。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3. 徐承恩，＜香港人千年史 (三)：中國國族主義風潮下的本土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