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未曾接受過大學教育，僅憑一篇《究元決疑論》(其早年研究佛學的成果)，獲北大校長蔡元培賞識，聘請至哲學系教授印度哲學。
據傳梁一度拒絕：「我何曾懂得什麼印度哲學呢？印度宗派那麼多，我只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沒的教呀！」怎知蔡元培竟回答：「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執掌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是要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蔡「不拘一格降人才」，成就梁躋身學林。
1917 - 24
年，梁漱溟在北大任教。適逢「新文化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時而「打倒孔家店」，時而「全盤西化」。梁到校第一天，即問蔡對孔子持什麼態度。蔡表示：「我們也不反對孔子。」梁遂明確申明自己立場：「不僅是不反對而已，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去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為釋迦孔子抱打不平，直到梁晚年始終未改。
1921 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出版，從意欲的不同，闡述西方、中國、印度三種迥異的文化形態
(又稱「世界文化的三條路向」)。梁指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中國需要現代化，必先走完西方走過的路，再以自身文化為最後歸宿。這時的他，早已由佛轉儒，注重社會人生。1928
年更發表《鄉治十講》，積極從事農村改革。
中國自清末以來，社會結構出現大變動。科舉路絕，年青人要麼出洋留學，要麼投身軍伍，離鄉別井。士紳階層不再，冰冷僵硬的法律取代傳統禮教，城市工商業興起。儒學失去載體，只能「托之空言」，淪為「游魂」(見余英時《現代儒學論》)。
梁漱溟從事鄉村建設，某程度上是要替儒學補回「下層建築」，身體力行挽救它於不墮，貢獻遠非象牙塔學者可比 (這亦是唐、牟不如梁的地方)。在韓復榘
(馮玉祥部將，後歸順蔣介石，出任山東省政府主席)
支持下，梁在山東鄒平縣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開展大規模鄉村建設運動，且出版《鄉村建設》，作為指導綱領。奈何抗戰未幾爆發，建設被迫中斷。
梁漱溟於北大認識擔任圖書館管理員的毛澤東。1938 年，他第一次訪問延安，重見故友。1941
年，梁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前身)，主張在政治上走第三條路線 (國、共以外的出路)。
中共建政，梁未有離開大陸，獲委任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可惜四年後，他開罪了毛。毛在懷仁堂當眾指斥梁：「梁先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香港的反動報紙也說梁先生是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台灣的廣播也對你大捧......他們都是你的親密朋友......他們那樣高興你，罵我是『土匪』，稱你是先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轉引自艾愷《最後的儒家
- 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 二人正式決裂。
「文革」爆發，批林批孔，梁漱溟堅持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並解釋：「我認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輕易去相信別的甚麼。別的人可能對我有啟發，但也還只是啟發我的理性。歸根究柢，我還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動。......『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只是堅信自己的『志』。甚麼都可以奪掉他，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汪東林＜「批林批孔」運動中的梁漱溟＞有以下一段描述：「1974 年 2 月 22
日，梁漱溟先生登台開講。他衣冠整潔，神采照人，大皮包裝得鼓鼓的。他站起來發言，先從皮包裡把講稿、參考書、筆記本一件件取出，擺在會議室的茶几上。由於梁已是 81
歲高齡，主持者再次請他坐下講，他有禮貌地擺擺手，就像半個多世紀以前在北京大學課堂裡正式開課一樣，慢條斯理、有聲有色地講了起來。第二天，消息傳開，其他學習組就有人悄悄說：『梁漱溟開講了，半天沒講完。』2
月 25 日，梁漱溟又講了一個半天。」
態度之認真、擇善固執，「四大不要臉」郭沫若、馮友蘭之流可謂望塵莫及。
1987
年，年逾九旬的梁出席「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儀式，其發言曰：「我是一個佛教徒，從來沒有向人說過，怕人家笑話。一個人有今生，有前生，有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一個禪宗和尚！」次年，梁病逝於北京，終年
94 歲。
《人心與人生》乃梁漱溟晚年力作。和馮友蘭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仍擺脫不掉馬克思主義迥異，《人心與人生》極力消化西方心理學、社會學理論，提出自己一套見解。梁有較佳學術名聲，是非常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