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進出數目、應課差餉租值及收入穩步上揚，乃整座城市健康發展一大指標。人口結構此時亦有變動，老一輩帕西商人 (Parsee，一群不願改信伊斯蘭教而移居印度的波斯人) 逐漸退場，其創設的批發業務由印度人繼續營運，擔任放貸、看更不同要職。印度人在香港落地生根，其下一代有需要接受教育，嘉道理爵士 (Sir Elly Kadoorie，1867 年 - 1944 年，猶太人) 遂於銅鑼灣掃桿埔建立一所專門教印度籍兒童讀書識字的學校，稱「育才書社」。
除了印度人，源自澳門的葡萄牙人也一批批湧入。他們以天主教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Roman Catholic Cathedral) 作為居處，聖若瑟書院和嘉諾撒聖心書院 (Italian Convent) 作為子女學習知識的地方，西洋會所 (Club Lusitano) 作為日常消遣場所。
佘義有很好的觀察，他說：「所有這些社群定居下來後，都積極把這片殖民地營造成他們永久的家 (permanent home)。相反，英國人社群傾向把它視為暫居之地，其成員普遍在這裡住上二或三十年，然後翩然離開，永不回來。政府和商業的火炬因此快速交接，舊有問題經常復發，得不到妥善解決。」
簡單而言，香港昔日能夠繁榮穩定，更多依賴下層印度人、葡萄牙人「身土不二」默默耕耘 (後來包括南下華人)。英國人有出力，但同時有局限。
不過，部份著名英資公司如怡和洋行、屈臣氏大藥房仍舊屹立不倒，直至現在。
鄺健銘形容：「香港鬧市『滿是英國人、德國人、英印混血、廣東人、來自加爾各答的美國人、孟買的帕西人、巴格達的猶太人』，被評為『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彌敦就是來到這樣一個城市進行管治。
百多年後今天，我們飲食依賴中共國入口，備受宰制。受英式教育薰陶者依然移民心切，將香港當作「借來的地方」，對政治冷感。特區政府倉促換屆，令管治問題層層累積，無從疏解。唯獨年青一代 (九十後、千禧後) 受 2014 年「雨革」啟蒙，甘願以香港為家，貫徹「身土不二」精神，「自己香港自己救」。
重讀我城故事，對我們了解荒謬、尋找曙光，多少有些幫助。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